“诠释学东渐及其效应”访谈录

按：诠释学是当代西方一个重要的哲学流派。自20世纪80年代东传中国大陆以来，受到学界的重视，广泛渗入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成为中西文化比较与对话的一个先锋领域，引领思想创造之效应十分突出。学界的诠释学研究活跃，成立了全国性诠释学专业委员会，国内许多著名高校或研究机构建立了相应的研究中心（所）。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一开始就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以及中国诠释学的创造性建构联系在一起，以“中国经典诠释学”“德行诠释学”和“中国阐释学”等为代表的原创性研究方兴未艾，前途可期。有鉴于此，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海东就这一系列的专业问题，对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诠释学专业委员会召集人、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诠释学》主编傅永军教授进行了访谈。

傅永军 教授

王海东 副研究员（以下简称“王”）：在当今全球人文社会科学之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方法，那就是诠释学，近年来，成为我国学界的热点问题。然而，对于“诠释学”到底为何，人们并不太清楚，所以先请您给我们界定一下何为“诠释学”？

傅永军 教授（以下简称“傅”）：诠释学(Hermeneutics)，源于希腊语(ἑρμήνευω)，意为“了解”，从希腊神赫耳墨斯(Hermes)的名字延伸而来。目前，国内并没有统一的中译名，有“解释学”、“释义学”和“阐释学”多种译名。诠释学是在现象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哲学流派，影响很大且还在不断扩展。

王：因此对诠释学的理解也还在不断生成，还没有一致性的定义。

傅：是的。国际上，就有多种定义。帕尔默（R.Palmer）归纳出6种定义。潘德荣教授从广义上，将之定为：诠释学是文本意义的理解与解释之方法及其本体论基础的学说。

王：这样能化解不少分歧，既包括了方法论，也囊括了本体论。并依此，可以对诠释学进行类型学的理解。

傅：对，这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不仅要在学术上有创新，还要减少不必要的分歧，形成共识，推进学术的发展。从类型而言，帕尔默将之分为三类：局部诠释学、一般诠释学和哲学诠释学；另外还有德国学者舒尔茨的分类：技术诠释学、哲学诠释学及诠释哲学，也包含了方法论与本体论层面的诠释学。

王：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诠释学也受到了中国学者的青睐。它的东传源于何时？请您介绍一下。

傅：诠释学传入中国，整体上是新一轮西学东渐的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初期诠释学进入大陆学界，《国外社会科学》、《哲学译丛》和《国内哲学动态》等刊物陆续介绍诠释学，目前可查证的较早文献是1979年燕宏远翻译伯耶尔的《何为“解释学”》一文，从1984年到1989年，发表了百余篇相关译文和论文，诠释学研讨会接连召开，使得这一理论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九十年代，继续推进，国内学者如汤一介先生提出构建中国解释学构想，连发五文探讨“创建中国解释学”。进入21世纪，尤其是后现代主义之风过去后，诠释学渐成热点话题，相应的研究机构不断成立，国内已经有7家左右专门的诠释学研究机构，以之为题的硕博论文逐年增多，刊发的相关论文数千篇。

王：而且还不断应用到其他学科，形成许多分支学科，比如：文学诠释学、法学诠释学和历史诠释学等部门解释学。也就是说，诠释学逐渐产生效应，并开始与中国本土思想融合，请您讲一讲诠释学中国化的问题。

傅：援西入中，化西为中，是近代中国学界存在的两条进路。由于诠释学与中国古代的注经传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更易为中国学人接受，在接受诠释学的同时，结合中国传统学术资源，进行相应的转化，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诠释学。

诠释学中国化可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是中国学者接受诠释学，通过翻译介绍和研究不断推进这一工作，并有意识地运用起来。另一方面，在“照着讲”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尝试“接着讲”，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诠释学学者，老一辈有汤一介、洪汉鼎、薛华、刘笑敢等，中生代主要有：潘德荣、张江、景海峰、张汝伦、何卫平、张能为、李清良、彭启福和秦明利等，还有陈治国、邵华、牛文君、蔡祥元、黄小洲、杨东东等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特别是中生代学者，有着从事原创研究的自觉意识，许多学者正尝试构建不同表现形态的中国诠释学。

王：一个不同于西方诠释学的“经典诠释学”，但又与之有着紧密的联系？请您讲一下它与西方诠释学的关系。

傅：舒尔茨（G.Scholtz）把诠释学分为三类：专事研究理解与解释方法论的“技术诠释学”，通过经典诠释方式进行哲学探索的“诠释哲学”，对理解与解释之特征以及所以可能之必要条件进行哲学反思的“哲学诠释学”。我个人主张，中国经典诠释学应当是对中国的经典诠释经验进行创造性转化而形成的一种中国的理解理论，它当然关注经典理解中的“小学”问题，甚至还会做一些经典文本的梳理注解工作，但绝不局限于此。它根本上应当成为一种关于理解如何可能的先验哲学，一种为理解奠基、为理解合法性辩护的形而上学。

王：这种哲学的经典诠释学与我国古代的经学有什么区别呢？

傅：经学是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是注解经书的学问，它采用各种技术，如音韵学、训诂学和考据学等方法注释经典，所谓“我注六经”，就是不断接近文本，甚至是作者“原意”，还有更进一步的“六经注我”，即在经典的诠释活动中，生成新的意义。这种注经学，注重方法技巧，即便是阐发义理，也是微言大义，隐微不显，缺乏对理解与解释本身的反思，而经典诠释学则不仅是一种“六经注我”的实践，更是一种对“六经如何注我”的理性说明。

王：对于何为“经典”，您是怎么看的？

傅：关于“经典”的看法较多，不一一讲解；按照伽达默尔，经典（classic）是卓越的文本，介于正典（Canon）与普通文本（text）之间，不仅是历史性的，还代表着一种风格，具有指向 “事情本身”的典范性。因此，经典总是能够被带入当下与诠释者同在，在诠释之中不断转换生成新的价值。

王：那么可以说经典诠释学，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产物，还吸取了有益的古今传统和方法，并进行了相应的时代转换与创新。

傅：是的。中国经典诠释学的建构应以“中西对话”为背景，通过实现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从古典形态转型为现代形态来完成，中国现代诠释学意识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所以，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化终究是一个中国哲学问题，它必须以“中国”为整体，为“中国”而存在。但需要强调的是，对中国经典注释学进行批判建构，主要任务是探究由方法论的注释学转型为作为理解理论的诠释学。

王：您的立场是经典诠释学必须要回到哲学解释学的思想高度之上？

傅：是的，否则经典诠释学依然没有触及始基性的问题，难以达到西方诠释学的高度，无法与之对话。经典诠释学，不仅要六经注我，还要回答如何注我的问题。拒绝技术诠释学和诠释哲学，但承认它们的价值。经典的意义不是先于诠释者而存在，恰恰是在诠释者的诠释之中，才开显出来。理解经典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文本的理解，到达理解他者，从而教化自身，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型，这是一个教化的过程，是一种实践哲学。也是一种哲学形而上学。

王：只有达到哲学诠释学和存在论的高度，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对话。在国内，山东大学诠释学研究中心对诠释学的研究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请您介绍一下该中心近年所做的工作。

傅：我们于2002年创建“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创办了研究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的连续性学术集刊《中国诠释学》（CSSCI来源集刊），推动并主导建立全国性诠释学研究学会——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诠释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诠释学》辑刊

自2002年开始，几乎每年都与国内外诠释学研究机构在大陆、台湾、澳门以及美国合作主办或协办“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迄今已经举办15届，踏实推进了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的研究。创办在汉语学界有着广泛学术影响的诠释学研究专业学术集刊《中国诠释学》，迄今已经出版17辑，引领海峡两岸的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研究，在汉语学界有着较高的学术声誉，被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心连续3次遴选为CSSCI来源集刊。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学术交流活跃。出版了“诠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丛书”和“解释学译丛”等大型丛书，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伽达默尔著作集汉译及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比较视阈下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现代化路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传统，研究梯队已经成型，后续人才研究各具特色且优势互补，成为山东大学人文学科中一支能够从事原创性研究且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研究团队。

王：山大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为中国诠释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那么未来中国诠释学该如何发展呢？

傅：我个人认为，从比较思想史立场出发，以西方诠释学为镜像，以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为学术目标，既宏观中西经典诠释传统的交流，又聚焦中国注释学的现代性要求，在中西经典诠释传统对话中完成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诠释学转向，充分吸收消化中国经典诠释经验，并最终形成一门被称之为中国理解理论的经典诠释学是发展的总体目标。达成此目标需要三步战略：第一步，首先完成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第二步，建构充分涵括诠释学汉语经验的中国诠释学；第三步，通过发展中国诠释学为诠释学的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促动诠释学发展跃进一个新阶段。这是一个目标宏大的任务，需要几代中国诠释学学者的共同努力才能够达成。愿景宏伟，任务艰巨，我辈必须努力。

王：谢谢傅老师！

学者简介：

傅永军，山东临沂人，1958年生，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山东省哲学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主要研究领域为诠释学与中西比较哲学、哈贝马斯与批判理论、康德哲学和西方宗教哲学。在海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20多篇，出版《绝对视域中的康德宗教哲学：从伦理神学到道德宗教》、《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启蒙、批判诠释与宗教伦理》等多部学术著作。2003年被评为山东大学首届“十大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王海东，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访谈时间、地点：2019年6月26日《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室，2019年7月1日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