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战线》编辑部·文科学报编辑部第二期“编辑论坛”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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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1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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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目次
  • 2022,21(1) doi:
    摘要:
  • 学习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 李 刚
    2022,21(1):5-10 doi:
    摘要:
    “两个确立”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最重要的政治成果,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时代观和人民观的三重维度来看,“两个确立”是历史选择、时代呼唤、民心所向。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来看“两个确立”的三重维度,就是分析党的领导核心及其指导思想的百年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党的领导核心及其指导思想问题的认识,分别在历史选择的政治觉悟上、在时代呼唤的理论创新上、在民心所向的实践动能上,展现出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和特点,这些过程和特点为新时代新征程提供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刘雪璟
    2022,21(1):11-18 doi:
    摘要: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部包含相对独立的基本要素,并由要素间的相互关系构成相对完整的系统,由内核圈层、中间圈层、外延圈层构成中心衍射而纵横互动联结的有机整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直接决定了它的功能和作用,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辩护功能、整合功能、支撑功能、引导功能,共同反映和维护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战略全局和战略高度,重视并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工作及其安全维护,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坚持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建设,推动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 哲学
  • 聂敏里
    2022,21(1):19-32 doi:
    摘要:
    维柯的《新科学》将历史意识第一次以清晰的理论的形态引入到启蒙思想的内部,从而赋予了启蒙思想以历史的视野。他的“真理—创造物”原理确立了真理或者科学的主体内涵,从而为一门历史科学得以可能提供了前提。他的“确实的东西”的概念使得社会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并进一步赋予了它以历史的内涵,由此,一门以它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历史科学———得以成立,这也就是维柯的“新科学”。在《新科学》中,维柯将历史的视野、历史的原则、历史的方法系统地引进来,从而使得启蒙理性从早期的自然理性转化为历史理性。
  • 吴亚女
    2022,21(1):33-40 doi:
    摘要:
    《形而上学》B卷提到的基于疑难的方法一般被认为是辩证法在哲学探究中的运用。然而,传统解释的许多观点与B卷并不一致,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将两者区分开的主张。本文通过对B卷和《论题篇》相关文本的深入分析,结合对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澄清,重新肯定疑难式方法与辩 证法的内在一致性:疑难在辩证法所运用于之上的辩证问题的定义中占据核心地位,并且考察疑难所 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规则与辩证法被运用于哲学探究时的“解惑”要求一致。
  • 章启群
    2022,21(1):41-72 doi:
    摘要:
    唯识学与现象学的六个概念之间,即“识”与“意识”“二空”与“悬置”“二分”与“显现”“自证分”与“意向性结构”“现量”与“本质直观”“真如”与 “事物本身”等,其意涵有 一定交接,但似是而非。第一,“识”具有判断、明辨的认识功能,还可以转成 “八识”,前五识是感 觉功能,第六识是意识,第七识是自我意识,第八识阿赖耶识是宇宙万有的总摄,具有永恒性。阿赖耶 识此义近似于西方哲学的logos和中国哲学的“道”“无”,无法翻译。可见 “识”与现象学的 “意识” 差异之巨大。第二,唯识学主张 “万法唯识” “我、法二空”。“二空”说是形上学。现象学 “悬置” 说是方法论,即假设万物皆 “空”。可见 “悬置”和 “二空”具有方法论与形上学的本质不同。第三, 唯识学认为世界万物都是 “识”“变”而来,呈现为 “见分”和 “相分”。这不仅是一种意识活动,还包括情感、心理等因素,因此不仅是认识意义上的,还有本体论、存在论的意义。现象学的“显现”说,意在描述对象事物在意识的呈现过程中具有意义意向性特点。可见“二分”与“显现”之差异。第四,唯识学的自证分就是八识自体。自证分是体,“二分”是用,体用一如。这与魏晋玄学体用一如 思想基本相同,于意义生成没有直接关系。现象学所谓 “意向性结构”是意识的本质特征,表明意识活动都是指向性的。因此,唯识学自证分与现象学意向性结构两个概念基本不能对应。第五,唯识学“现量”是指认知活动中认知主体亲身在场、当下感知,与六识、三性、百法交接,绝不是纯粹意识,不具有普遍性。而从佛教角度说,“现量”在所得智下所观照的也不是物理现实世界。现象学 “本质直 观”是指认知主体经过 “悬置”之后的纯粹意识,对于对象事物所进行的观照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要 绝对排除对象的物理性存在,只关注事物普遍性的 “本质”,绝非个性化的认知结果。可见“现量”与“本质直观”之间很难找到相同点。第六,唯识学最高目标是证得“真如”,方法是修行。现象学根本目标是解决认识中 “意义”确定性问题,回到“事物本身”,属于哲学认识论。以上六个概念展示的根本理论差异,凸显出唯识学与现象学之间不可逾越的理论鸿沟,还揭示出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公元7世 纪佛教认知体系描述,与在现代科学背景下的20世纪认知体系描述的本质不同。
  • 周文华
    2022,21(1):73-82 doi:
    摘要:
    创作《经上》的目的是什么?《经上》是干什么用的?目前的“课本说”“百科全书说”“哲学体系说”以及“字典说”都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通过对道藏本《墨子》的《经上》和《经说上》做新的断句和分段,发现《经上》中藏有《原经》。《原经》正好100字,共20句,每5字一句,易于背诵。这种“《原经》说”还认为:最初版本的《经上》就是由对《原经》中所有的 词逐个进行阐释而形成的。它较好地解释了《经上》的形成原因。这一发现为研究《墨经》提供了新的思路,甚至为理解《墨经》提供了新的线索、新的视角。此外,我们还给出了一份《原经》的现代汉语译文。
  • 历史学
  • 李 勇
    2022,21(1):83-90 doi:
    摘要:
    在“西周封建说”首创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的一些模糊认识有待澄清。吕振羽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角度提出“西周封建说”之时,人们对于“封建”的流行认识还停留在传统意义之上。可是,由于范文澜的地位和威望高于吕振羽,后来其关于“西周封建说”的论述也更为系统,因此学界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角度讨论“西周封建说”皆以范文澜为代表。范文澜在“西 周封建说”问题上推崇吴玉章,造成是吴玉章首创“西周封建说”的印象。即使说是吴玉章提出“西周封建说”,那也应是在吕振羽之后。同时,说吴玉章受到吕振羽的影响,则还需作更为深入和细致的探讨。
  • 成一农,陈涛
    2022,21(1):91-98 doi:
    摘要:
    将中国历代王朝称为“帝国”,在学术界以及民众之中基本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但基于对以职贡图和寰宇图为代表的图像史料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中,王朝的空间范围是囊括“天下”的,且在绝大多数时期中,正统王朝只有一个,这两点显然与通常认为的有着疆域范围且可以并立的“帝国”存在本质的不同。因此,在研究中,尤其是在与 “疆域”“国家的构成方式”等问题有关的研究中,将王朝称为“帝国”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会将一些对“帝国”的认知潜移默化的带入到对“王朝”的研究中,由此也就影响了研究的结论,这也是“新清史”等研究在某些方面存在错误的原因之一。不过,在很多研究中使用的“中华帝国”“帝国”“清帝国”等语词,实际上只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界定,即王朝存在的时间和王朝直接控制的空间,因此对这些研究本身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等。不过这些研究中,完全可以用“王朝时期”“清朝直接统治的地域”等语词,因此建议今后在有关“王朝”时期的研究中都应当避免使用“帝国”一词,且要慎用“国家”一词。
  • 文学艺术
  • 包向飞,姚璇
    2022,21(1):99-107 doi:
    摘要:
    叙事形态的普遍化和叙事载体的多样化使叙事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极大地拓展,叙事不再囿于传统的文学范围。无论从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角度来看,带有目的的“挑选”是人类在叙事中都无法回避的。相比之下,审美无利害(无目的的美)一直或明或暗地属于西方美学的核心内涵。 由此,就叙事所必然关涉的既定目的来说,叙事与美似乎是背道而驰的。这一对立清晰地表现在两种迥然相异的叙事上:一方面,以同一性、强制性和封闭性为特征的“宏大叙事”必然有违无利害的审美;另一方面,深陷资本主义利害的 “任意叙事”也很难与审美兼容。经过辨析,美并非与一切叙事相悖。“倾听式叙事”不同于宏大叙事和任意叙事,它作为不预先设定目的却能实现真正交流和理解的 “对话”,具有内在规定性,故此它契合了美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 社会学
  • 沈 澈
    2022,21(1):108-115 doi:
    摘要:
    中华民族的互助行为源远流长,为了应对社会风险,人们逐步建立了家庭、家族、民族内和民族间自发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在加强熟人社会团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现代社会的风险冲击下适应性明显削弱,需要建立现代互助共同体以提升民族地区的治理能力。现代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包括政府积极介入、共同价值观、制度理性、立足传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代互助共同体走向生人互助模式,在拓展资源共享、增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应将互助共同体融入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并引导居民自治、发展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注重乡村互助文化的创新发展。
  • 何瓦特,唐家斌
    2022,21(1):116-123 doi:
    摘要: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近些年,国家陆续出台若干政策对农村生态环境进行治理,相关政策文件逐渐形成一套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制度支撑,但农村环境 政策受到政策文本模糊与地方政府执行冲突的影响,在实际中遭遇文件性、文字性、不作为、无效率等形式的“政策空转”困境。农村生态环境政策执行主体受到政策目标与责任分工模糊的影响,执行动力有强有弱,在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在职能设置、政策工具的冲突影响下,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效有大有小。执行动力与利益协调的结果影响执行客体的配合情况,产生农村环境政策执行不同的作用反馈机制。相对良好的反馈机制是强执行动力与协调顺畅的执行过程相结合的结果,也是政策得以有效落实的检验标准,而执行动力不足与执行过程协调困难则导致了农村环境政策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空转”的状态。
  • 法学
  • 白利寅
    2022,21(1):124-133 doi:
    摘要:
    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与上级规章的关系是理论和实践共同聚焦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山东省16个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为分析对象,择取与部门规章、山东省政府规章相联系的规范内容进行逐一比对和分析,梳理了条文内容重复、衔接和不一致三个类型的具体表现,进一步分析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与上级规章关系呈现不清晰状态及效力等级模糊的原因,在于 《立法法》制度设计留白、现行立法体制下的法制冲突风险、央地事权划分的紧张关系。进而提出由 “明确判断效力等级”到“构建兼容性衔接机制”、由 “事后效力裁决机制”到“事前风险防范机制”的解决思路。
  • 赵玉增
    2022,21(1):134-144 doi:
    摘要:
    法典是制度文明的规范表达。“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民法典作 为规范公民社会生活的基本约法,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地位重要且特殊。从民法典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来看,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一部走向“良法善 治”的民法典,这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事法律精神互助共洽、绿色原则的植入与建构、人格权独立成编等三个方面。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民法典,直接体现着民法典“良法”之德性;绿色原则的植入与建构,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时代要求,体现出民法典绿色发展理念“良法”之德性;人格权独立成编入典,集中体现了民法典人格尊严“良法”之德性。
    本期目次
  • 2022,21(1) doi:
    摘要:
  • 学习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 李 刚
    2022,21(1):5-10 doi:
    摘要:
    “两个确立”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最重要的政治成果,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时代观和人民观的三重维度来看,“两个确立”是历史选择、时代呼唤、民心所向。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来看“两个确立”的三重维度,就是分析党的领导核心及其指导思想的百年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党的领导核心及其指导思想问题的认识,分别在历史选择的政治觉悟上、在时代呼唤的理论创新上、在民心所向的实践动能上,展现出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和特点,这些过程和特点为新时代新征程提供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刘雪璟
    2022,21(1):11-18 doi:
    摘要: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部包含相对独立的基本要素,并由要素间的相互关系构成相对完整的系统,由内核圈层、中间圈层、外延圈层构成中心衍射而纵横互动联结的有机整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直接决定了它的功能和作用,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辩护功能、整合功能、支撑功能、引导功能,共同反映和维护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战略全局和战略高度,重视并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工作及其安全维护,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坚持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建设,推动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 哲学
  • 聂敏里
    2022,21(1):19-32 doi:
    摘要:
    维柯的《新科学》将历史意识第一次以清晰的理论的形态引入到启蒙思想的内部,从而赋予了启蒙思想以历史的视野。他的“真理—创造物”原理确立了真理或者科学的主体内涵,从而为一门历史科学得以可能提供了前提。他的“确实的东西”的概念使得社会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并进一步赋予了它以历史的内涵,由此,一门以它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历史科学———得以成立,这也就是维柯的“新科学”。在《新科学》中,维柯将历史的视野、历史的原则、历史的方法系统地引进来,从而使得启蒙理性从早期的自然理性转化为历史理性。
  • 吴亚女
    2022,21(1):33-40 doi:
    摘要:
    《形而上学》B卷提到的基于疑难的方法一般被认为是辩证法在哲学探究中的运用。然而,传统解释的许多观点与B卷并不一致,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将两者区分开的主张。本文通过对B卷和《论题篇》相关文本的深入分析,结合对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澄清,重新肯定疑难式方法与辩 证法的内在一致性:疑难在辩证法所运用于之上的辩证问题的定义中占据核心地位,并且考察疑难所 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规则与辩证法被运用于哲学探究时的“解惑”要求一致。
  • 章启群
    2022,21(1):41-72 doi:
    摘要:
    唯识学与现象学的六个概念之间,即“识”与“意识”“二空”与“悬置”“二分”与“显现”“自证分”与“意向性结构”“现量”与“本质直观”“真如”与 “事物本身”等,其意涵有 一定交接,但似是而非。第一,“识”具有判断、明辨的认识功能,还可以转成 “八识”,前五识是感 觉功能,第六识是意识,第七识是自我意识,第八识阿赖耶识是宇宙万有的总摄,具有永恒性。阿赖耶 识此义近似于西方哲学的logos和中国哲学的“道”“无”,无法翻译。可见 “识”与现象学的 “意识” 差异之巨大。第二,唯识学主张 “万法唯识” “我、法二空”。“二空”说是形上学。现象学 “悬置” 说是方法论,即假设万物皆 “空”。可见 “悬置”和 “二空”具有方法论与形上学的本质不同。第三, 唯识学认为世界万物都是 “识”“变”而来,呈现为 “见分”和 “相分”。这不仅是一种意识活动,还包括情感、心理等因素,因此不仅是认识意义上的,还有本体论、存在论的意义。现象学的“显现”说,意在描述对象事物在意识的呈现过程中具有意义意向性特点。可见“二分”与“显现”之差异。第四,唯识学的自证分就是八识自体。自证分是体,“二分”是用,体用一如。这与魏晋玄学体用一如 思想基本相同,于意义生成没有直接关系。现象学所谓 “意向性结构”是意识的本质特征,表明意识活动都是指向性的。因此,唯识学自证分与现象学意向性结构两个概念基本不能对应。第五,唯识学“现量”是指认知活动中认知主体亲身在场、当下感知,与六识、三性、百法交接,绝不是纯粹意识,不具有普遍性。而从佛教角度说,“现量”在所得智下所观照的也不是物理现实世界。现象学 “本质直 观”是指认知主体经过 “悬置”之后的纯粹意识,对于对象事物所进行的观照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要 绝对排除对象的物理性存在,只关注事物普遍性的 “本质”,绝非个性化的认知结果。可见“现量”与“本质直观”之间很难找到相同点。第六,唯识学最高目标是证得“真如”,方法是修行。现象学根本目标是解决认识中 “意义”确定性问题,回到“事物本身”,属于哲学认识论。以上六个概念展示的根本理论差异,凸显出唯识学与现象学之间不可逾越的理论鸿沟,还揭示出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公元7世 纪佛教认知体系描述,与在现代科学背景下的20世纪认知体系描述的本质不同。
  • 周文华
    2022,21(1):73-82 doi:
    摘要:
    创作《经上》的目的是什么?《经上》是干什么用的?目前的“课本说”“百科全书说”“哲学体系说”以及“字典说”都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通过对道藏本《墨子》的《经上》和《经说上》做新的断句和分段,发现《经上》中藏有《原经》。《原经》正好100字,共20句,每5字一句,易于背诵。这种“《原经》说”还认为:最初版本的《经上》就是由对《原经》中所有的 词逐个进行阐释而形成的。它较好地解释了《经上》的形成原因。这一发现为研究《墨经》提供了新的思路,甚至为理解《墨经》提供了新的线索、新的视角。此外,我们还给出了一份《原经》的现代汉语译文。
  • 历史学
  • 李 勇
    2022,21(1):83-90 doi:
    摘要:
    在“西周封建说”首创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的一些模糊认识有待澄清。吕振羽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角度提出“西周封建说”之时,人们对于“封建”的流行认识还停留在传统意义之上。可是,由于范文澜的地位和威望高于吕振羽,后来其关于“西周封建说”的论述也更为系统,因此学界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角度讨论“西周封建说”皆以范文澜为代表。范文澜在“西 周封建说”问题上推崇吴玉章,造成是吴玉章首创“西周封建说”的印象。即使说是吴玉章提出“西周封建说”,那也应是在吕振羽之后。同时,说吴玉章受到吕振羽的影响,则还需作更为深入和细致的探讨。
  • 成一农,陈涛
    2022,21(1):91-98 doi:
    摘要:
    将中国历代王朝称为“帝国”,在学术界以及民众之中基本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但基于对以职贡图和寰宇图为代表的图像史料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中,王朝的空间范围是囊括“天下”的,且在绝大多数时期中,正统王朝只有一个,这两点显然与通常认为的有着疆域范围且可以并立的“帝国”存在本质的不同。因此,在研究中,尤其是在与 “疆域”“国家的构成方式”等问题有关的研究中,将王朝称为“帝国”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会将一些对“帝国”的认知潜移默化的带入到对“王朝”的研究中,由此也就影响了研究的结论,这也是“新清史”等研究在某些方面存在错误的原因之一。不过,在很多研究中使用的“中华帝国”“帝国”“清帝国”等语词,实际上只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界定,即王朝存在的时间和王朝直接控制的空间,因此对这些研究本身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等。不过这些研究中,完全可以用“王朝时期”“清朝直接统治的地域”等语词,因此建议今后在有关“王朝”时期的研究中都应当避免使用“帝国”一词,且要慎用“国家”一词。
  • 文学艺术
  • 包向飞,姚璇
    2022,21(1):99-107 doi:
    摘要:
    叙事形态的普遍化和叙事载体的多样化使叙事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极大地拓展,叙事不再囿于传统的文学范围。无论从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角度来看,带有目的的“挑选”是人类在叙事中都无法回避的。相比之下,审美无利害(无目的的美)一直或明或暗地属于西方美学的核心内涵。 由此,就叙事所必然关涉的既定目的来说,叙事与美似乎是背道而驰的。这一对立清晰地表现在两种迥然相异的叙事上:一方面,以同一性、强制性和封闭性为特征的“宏大叙事”必然有违无利害的审美;另一方面,深陷资本主义利害的 “任意叙事”也很难与审美兼容。经过辨析,美并非与一切叙事相悖。“倾听式叙事”不同于宏大叙事和任意叙事,它作为不预先设定目的却能实现真正交流和理解的 “对话”,具有内在规定性,故此它契合了美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 社会学
  • 沈 澈
    2022,21(1):108-115 doi:
    摘要:
    中华民族的互助行为源远流长,为了应对社会风险,人们逐步建立了家庭、家族、民族内和民族间自发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在加强熟人社会团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现代社会的风险冲击下适应性明显削弱,需要建立现代互助共同体以提升民族地区的治理能力。现代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包括政府积极介入、共同价值观、制度理性、立足传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代互助共同体走向生人互助模式,在拓展资源共享、增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应将互助共同体融入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并引导居民自治、发展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注重乡村互助文化的创新发展。
  • 何瓦特,唐家斌
    2022,21(1):116-123 doi:
    摘要: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近些年,国家陆续出台若干政策对农村生态环境进行治理,相关政策文件逐渐形成一套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制度支撑,但农村环境 政策受到政策文本模糊与地方政府执行冲突的影响,在实际中遭遇文件性、文字性、不作为、无效率等形式的“政策空转”困境。农村生态环境政策执行主体受到政策目标与责任分工模糊的影响,执行动力有强有弱,在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在职能设置、政策工具的冲突影响下,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效有大有小。执行动力与利益协调的结果影响执行客体的配合情况,产生农村环境政策执行不同的作用反馈机制。相对良好的反馈机制是强执行动力与协调顺畅的执行过程相结合的结果,也是政策得以有效落实的检验标准,而执行动力不足与执行过程协调困难则导致了农村环境政策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空转”的状态。
  • 法学
  • 白利寅
    2022,21(1):124-133 doi:
    摘要:
    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与上级规章的关系是理论和实践共同聚焦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山东省16个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为分析对象,择取与部门规章、山东省政府规章相联系的规范内容进行逐一比对和分析,梳理了条文内容重复、衔接和不一致三个类型的具体表现,进一步分析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与上级规章关系呈现不清晰状态及效力等级模糊的原因,在于 《立法法》制度设计留白、现行立法体制下的法制冲突风险、央地事权划分的紧张关系。进而提出由 “明确判断效力等级”到“构建兼容性衔接机制”、由 “事后效力裁决机制”到“事前风险防范机制”的解决思路。
  • 赵玉增
    2022,21(1):134-144 doi:
    摘要:
    法典是制度文明的规范表达。“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民法典作 为规范公民社会生活的基本约法,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地位重要且特殊。从民法典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来看,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一部走向“良法善 治”的民法典,这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事法律精神互助共洽、绿色原则的植入与建构、人格权独立成编等三个方面。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民法典,直接体现着民法典“良法”之德性;绿色原则的植入与建构,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时代要求,体现出民法典绿色发展理念“良法”之德性;人格权独立成编入典,集中体现了民法典人格尊严“良法”之德性。
    本期目次
  • 2022,21(1) doi:
    摘要:
  • 学习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 李 刚
    2022,21(1):5-10 doi:
    摘要:
    “两个确立”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最重要的政治成果,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时代观和人民观的三重维度来看,“两个确立”是历史选择、时代呼唤、民心所向。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来看“两个确立”的三重维度,就是分析党的领导核心及其指导思想的百年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党的领导核心及其指导思想问题的认识,分别在历史选择的政治觉悟上、在时代呼唤的理论创新上、在民心所向的实践动能上,展现出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和特点,这些过程和特点为新时代新征程提供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刘雪璟
    2022,21(1):11-18 doi:
    摘要: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部包含相对独立的基本要素,并由要素间的相互关系构成相对完整的系统,由内核圈层、中间圈层、外延圈层构成中心衍射而纵横互动联结的有机整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直接决定了它的功能和作用,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辩护功能、整合功能、支撑功能、引导功能,共同反映和维护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战略全局和战略高度,重视并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工作及其安全维护,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坚持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建设,推动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 哲学
  • 聂敏里
    2022,21(1):19-32 doi:
    摘要:
    维柯的《新科学》将历史意识第一次以清晰的理论的形态引入到启蒙思想的内部,从而赋予了启蒙思想以历史的视野。他的“真理—创造物”原理确立了真理或者科学的主体内涵,从而为一门历史科学得以可能提供了前提。他的“确实的东西”的概念使得社会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并进一步赋予了它以历史的内涵,由此,一门以它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历史科学———得以成立,这也就是维柯的“新科学”。在《新科学》中,维柯将历史的视野、历史的原则、历史的方法系统地引进来,从而使得启蒙理性从早期的自然理性转化为历史理性。
  • 吴亚女
    2022,21(1):33-40 doi:
    摘要:
    《形而上学》B卷提到的基于疑难的方法一般被认为是辩证法在哲学探究中的运用。然而,传统解释的许多观点与B卷并不一致,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将两者区分开的主张。本文通过对B卷和《论题篇》相关文本的深入分析,结合对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澄清,重新肯定疑难式方法与辩 证法的内在一致性:疑难在辩证法所运用于之上的辩证问题的定义中占据核心地位,并且考察疑难所 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规则与辩证法被运用于哲学探究时的“解惑”要求一致。
  • 章启群
    2022,21(1):41-72 doi:
    摘要:
    唯识学与现象学的六个概念之间,即“识”与“意识”“二空”与“悬置”“二分”与“显现”“自证分”与“意向性结构”“现量”与“本质直观”“真如”与 “事物本身”等,其意涵有 一定交接,但似是而非。第一,“识”具有判断、明辨的认识功能,还可以转成 “八识”,前五识是感 觉功能,第六识是意识,第七识是自我意识,第八识阿赖耶识是宇宙万有的总摄,具有永恒性。阿赖耶 识此义近似于西方哲学的logos和中国哲学的“道”“无”,无法翻译。可见 “识”与现象学的 “意识” 差异之巨大。第二,唯识学主张 “万法唯识” “我、法二空”。“二空”说是形上学。现象学 “悬置” 说是方法论,即假设万物皆 “空”。可见 “悬置”和 “二空”具有方法论与形上学的本质不同。第三, 唯识学认为世界万物都是 “识”“变”而来,呈现为 “见分”和 “相分”。这不仅是一种意识活动,还包括情感、心理等因素,因此不仅是认识意义上的,还有本体论、存在论的意义。现象学的“显现”说,意在描述对象事物在意识的呈现过程中具有意义意向性特点。可见“二分”与“显现”之差异。第四,唯识学的自证分就是八识自体。自证分是体,“二分”是用,体用一如。这与魏晋玄学体用一如 思想基本相同,于意义生成没有直接关系。现象学所谓 “意向性结构”是意识的本质特征,表明意识活动都是指向性的。因此,唯识学自证分与现象学意向性结构两个概念基本不能对应。第五,唯识学“现量”是指认知活动中认知主体亲身在场、当下感知,与六识、三性、百法交接,绝不是纯粹意识,不具有普遍性。而从佛教角度说,“现量”在所得智下所观照的也不是物理现实世界。现象学 “本质直 观”是指认知主体经过 “悬置”之后的纯粹意识,对于对象事物所进行的观照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要 绝对排除对象的物理性存在,只关注事物普遍性的 “本质”,绝非个性化的认知结果。可见“现量”与“本质直观”之间很难找到相同点。第六,唯识学最高目标是证得“真如”,方法是修行。现象学根本目标是解决认识中 “意义”确定性问题,回到“事物本身”,属于哲学认识论。以上六个概念展示的根本理论差异,凸显出唯识学与现象学之间不可逾越的理论鸿沟,还揭示出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公元7世 纪佛教认知体系描述,与在现代科学背景下的20世纪认知体系描述的本质不同。
  • 周文华
    2022,21(1):73-82 doi:
    摘要:
    创作《经上》的目的是什么?《经上》是干什么用的?目前的“课本说”“百科全书说”“哲学体系说”以及“字典说”都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通过对道藏本《墨子》的《经上》和《经说上》做新的断句和分段,发现《经上》中藏有《原经》。《原经》正好100字,共20句,每5字一句,易于背诵。这种“《原经》说”还认为:最初版本的《经上》就是由对《原经》中所有的 词逐个进行阐释而形成的。它较好地解释了《经上》的形成原因。这一发现为研究《墨经》提供了新的思路,甚至为理解《墨经》提供了新的线索、新的视角。此外,我们还给出了一份《原经》的现代汉语译文。
  • 历史学
  • 李 勇
    2022,21(1):83-90 doi:
    摘要:
    在“西周封建说”首创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的一些模糊认识有待澄清。吕振羽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角度提出“西周封建说”之时,人们对于“封建”的流行认识还停留在传统意义之上。可是,由于范文澜的地位和威望高于吕振羽,后来其关于“西周封建说”的论述也更为系统,因此学界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角度讨论“西周封建说”皆以范文澜为代表。范文澜在“西 周封建说”问题上推崇吴玉章,造成是吴玉章首创“西周封建说”的印象。即使说是吴玉章提出“西周封建说”,那也应是在吕振羽之后。同时,说吴玉章受到吕振羽的影响,则还需作更为深入和细致的探讨。
  • 成一农,陈涛
    2022,21(1):91-98 doi:
    摘要:
    将中国历代王朝称为“帝国”,在学术界以及民众之中基本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但基于对以职贡图和寰宇图为代表的图像史料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中,王朝的空间范围是囊括“天下”的,且在绝大多数时期中,正统王朝只有一个,这两点显然与通常认为的有着疆域范围且可以并立的“帝国”存在本质的不同。因此,在研究中,尤其是在与 “疆域”“国家的构成方式”等问题有关的研究中,将王朝称为“帝国”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会将一些对“帝国”的认知潜移默化的带入到对“王朝”的研究中,由此也就影响了研究的结论,这也是“新清史”等研究在某些方面存在错误的原因之一。不过,在很多研究中使用的“中华帝国”“帝国”“清帝国”等语词,实际上只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界定,即王朝存在的时间和王朝直接控制的空间,因此对这些研究本身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等。不过这些研究中,完全可以用“王朝时期”“清朝直接统治的地域”等语词,因此建议今后在有关“王朝”时期的研究中都应当避免使用“帝国”一词,且要慎用“国家”一词。
  • 文学艺术
  • 包向飞,姚璇
    2022,21(1):99-107 doi:
    摘要:
    叙事形态的普遍化和叙事载体的多样化使叙事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极大地拓展,叙事不再囿于传统的文学范围。无论从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角度来看,带有目的的“挑选”是人类在叙事中都无法回避的。相比之下,审美无利害(无目的的美)一直或明或暗地属于西方美学的核心内涵。 由此,就叙事所必然关涉的既定目的来说,叙事与美似乎是背道而驰的。这一对立清晰地表现在两种迥然相异的叙事上:一方面,以同一性、强制性和封闭性为特征的“宏大叙事”必然有违无利害的审美;另一方面,深陷资本主义利害的 “任意叙事”也很难与审美兼容。经过辨析,美并非与一切叙事相悖。“倾听式叙事”不同于宏大叙事和任意叙事,它作为不预先设定目的却能实现真正交流和理解的 “对话”,具有内在规定性,故此它契合了美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 社会学
  • 沈 澈
    2022,21(1):108-115 doi:
    摘要:
    中华民族的互助行为源远流长,为了应对社会风险,人们逐步建立了家庭、家族、民族内和民族间自发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在加强熟人社会团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现代社会的风险冲击下适应性明显削弱,需要建立现代互助共同体以提升民族地区的治理能力。现代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包括政府积极介入、共同价值观、制度理性、立足传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代互助共同体走向生人互助模式,在拓展资源共享、增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应将互助共同体融入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并引导居民自治、发展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注重乡村互助文化的创新发展。
  • 何瓦特,唐家斌
    2022,21(1):116-123 doi:
    摘要: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近些年,国家陆续出台若干政策对农村生态环境进行治理,相关政策文件逐渐形成一套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制度支撑,但农村环境 政策受到政策文本模糊与地方政府执行冲突的影响,在实际中遭遇文件性、文字性、不作为、无效率等形式的“政策空转”困境。农村生态环境政策执行主体受到政策目标与责任分工模糊的影响,执行动力有强有弱,在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在职能设置、政策工具的冲突影响下,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效有大有小。执行动力与利益协调的结果影响执行客体的配合情况,产生农村环境政策执行不同的作用反馈机制。相对良好的反馈机制是强执行动力与协调顺畅的执行过程相结合的结果,也是政策得以有效落实的检验标准,而执行动力不足与执行过程协调困难则导致了农村环境政策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空转”的状态。
  • 法学
  • 白利寅
    2022,21(1):124-133 doi:
    摘要:
    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与上级规章的关系是理论和实践共同聚焦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山东省16个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为分析对象,择取与部门规章、山东省政府规章相联系的规范内容进行逐一比对和分析,梳理了条文内容重复、衔接和不一致三个类型的具体表现,进一步分析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与上级规章关系呈现不清晰状态及效力等级模糊的原因,在于 《立法法》制度设计留白、现行立法体制下的法制冲突风险、央地事权划分的紧张关系。进而提出由 “明确判断效力等级”到“构建兼容性衔接机制”、由 “事后效力裁决机制”到“事前风险防范机制”的解决思路。
  • 赵玉增
    2022,21(1):134-144 doi:
    摘要:
    法典是制度文明的规范表达。“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民法典作 为规范公民社会生活的基本约法,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地位重要且特殊。从民法典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来看,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一部走向“良法善 治”的民法典,这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事法律精神互助共洽、绿色原则的植入与建构、人格权独立成编等三个方面。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民法典,直接体现着民法典“良法”之德性;绿色原则的植入与建构,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时代要求,体现出民法典绿色发展理念“良法”之德性;人格权独立成编入典,集中体现了民法典人格尊严“良法”之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