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主编周宏伟教授为编辑部做专题讲座
  • 2018年“新型/新兴权利与学术期刊权益保障”论坛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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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2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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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
  • 刘畅
    摘要:
    根据传统定义,自欺必须满足信念条件与意图条件。与之对应,似乎存在关于自欺的两个悖论:“信念悖论”与“意图悖论”。本文试图论证:所谓的“自欺悖论”是可消除的,自欺是一类基于常情常理即可理解的现象。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对自欺的定义作简要的考察(第一节);第二部分,处理自欺的“信念悖论”(第二节至第四节);第三部分,处理自欺的“意图悖论”(第五节至第六节)。文之所及,也将对“欺骗”“信念”“真诚”“反思”“理解”等概念作必要的澄清。
  • 李子群
    2019,18(2):19-28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笛卡尔质疑17世纪流行的关于动物的认识方式,以二元论为基础,采用演绎法,并借助《圣经》和神学理论,以“奥卡姆剃刀”清除了动物身上具有感觉灵魂的设定。笛卡尔认为,动物没有思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感觉和激情,动物是没有意志的“自动机”,动物不是道德主体,不负有任何道德责任。笛卡尔动物观的革命性源于他的形而上学,他对动物并不持有“工具论”的观点,但他的动物观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观。笛卡尔驳斥动物具有灵魂的说法,突出了人的灵魂的不朽性。他看到了灵魂不朽对道德的必要性。笛卡尔哲学对动物的观点是残忍的,其解释并非完全公正。
  • 李志华,王晓朝
    2019,18(2):29-35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本文运用发生学的方法,揭示共同体观念的语词生成和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建构。第一部分,作者指出,共同体这个语词在西方语言中源于共善和公共,具有丰富的内涵。第二部分,作者指出,共同体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和政治学的重要概念,在哲学形上学和伦理学的语境下,共同体与共善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在政治学的语境下,共同体是公共的名词化和实体化,共善则是建构人类社会的纲领和目标。把善提升为至善是一条哲学伦理学的理论建构通道,而把善提升为共善,则是哲学政治学的通道,与哲学伦理学的理论建构通道并行不悖。第三部分,作者指出,奥古斯丁批判地吸取了柏拉图和西塞罗的相关思想,然后以公义为纲,建构了他的理想共同体———上帝之城。奥古斯丁对共善的探究,直接导致对理想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他的理想共同体以信仰为核心,以伦理为共同体成员的守则,以秩序与和谐为共同体的特色,以普爱为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动力。
  • 历史学
  • 张晓虹
    摘要:
    地方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一般来讲,地理学从两个层面研究地方:一是作为空间层级中的地点、位置,二是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品质的空间。当今最炙手可热的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在1975年就曾强调:地方是由经验建构的意义的中心。地方不仅是通过眼睛和思想感知,同时也是通过客观化的经验用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感知。因此,作为独特品质空间的地方,正如段义孚所言,其意义在于它是可以感知的,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视觉、味觉、听觉直接感知,还可以借助文学、诗歌间接感知,在感知基础上形成特有的地方意象。尽管可感知的方式很多,但事实上,经典的文化地理研究更愿意直接或间接地采用视觉的方式去获取地方性知识,形成地方意象,力图以“上帝的视角”来考察文化现象的地域特征,分析其地域差异的空间特点。这样的研究倾向当然与我们以往试图用客观、科学的方法认识地方、解释地方,以使我们能够较为直观方便地把握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及其与区域之间的关系这一理念有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那些无法用文本表达,甚至难于用明确的语言表达的鲜活文化现象,比如气味、声音等,在这样的研究范式下被遮蔽了。进入新世纪以来,历史地理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原本并不能成为主流研究范畴的声音、图像等,将之纳入到自己的研究中来。由于声音在感知地方、获取地方记忆中的作用与意义十分关键,从声音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中可以透视出人与地方之间的关联。因此,本期专题的两篇文章,试图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声音在文化地理研究中的意义。《地方、政治与声音景观:近代陕北民歌的传播及其演变》从声音景观的角度入手,分析陕北民歌在近代中国政治的运作下,从一个地方性的声音景观,发展成为遍布全国的声音景观。作者透过陕北民歌在传播过程中的去地方性的表象,体察到它正是通过与中国共产党及其根据地关联,而一直维持着与陕北地方之间的密切关系。声音与地方之间的勾连跃然纸上。《晋陕蒙汉族民歌核心区析论》以经典文化地理学的方式,分析位于晋陕蒙交界地区的汉族民歌及其分布,在复原其地域特征及其内部区域差异的基础上,从地理区位、自然环境、历史特点、政区设置和方言分区等因素,剖析这一汉族民歌核心区形成的基础。声音与区域环境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这两篇文章所研究的区域相近、主题类似,但由于切入点不同,更因为两位作者分别来自历史学和音乐学,有着不尽相同的研究旨趣,因此两篇文章所呈现出的文化地理面貌有着各自鲜明的个性。这样的学术对话,对促进跨多个一级学科的历史文化地理学发展大有禆益,同时也展示了学科交叉融合所带来的学术进步和学术魅力。至于两篇文章的细微之处所表达出的作者的观点与洞见,还望读者详加审视,并给予教正。
  • 张晓虹
    2019,18(2):37-46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缘起于音乐学研究的声音景观,由于关注声音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声音在地方文化建构中的作用与意义,因此成为研究人地关系的重要内容。通过对近代中国重要的声音景观———陕北民歌的传播历程进行梳理,作者发现,陕北民歌由一个与陕北地方关系密切的声音景观,在演变成为中国革命的文化符号后,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其地域分布迅速扩展到全国。在这一过程中,陕北民歌表面上与陕北地方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但实质上,藉由唤起人们对中国革命圣地这一地方意象的记忆,陕北地方在陕北民歌地域扩展过程一直存在着或隐或现的关联。
  • 黄虎
    2019,18(2):47-58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在晋陕蒙汉族民歌类型区划、结构区划的基础上,聚焦榆林—忻州民歌核心区,指出其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民歌数量巨大,体裁特征突出;民歌影响力甚巨;民歌分布地域差异鲜明;形态特征明显、相似度较高,并佐以直观的音乐地图。同时,揭示了地理区位、自然地理、政治历史、现代革命、方言等因素在榆林—忻州民歌核心区形成中的不同作用。
  • 文学艺术
  • 戴登云
    摘要:
    从过往的历史变迁之迹中寻找某种历史演进的启迪,是人类文明创生的一种必然选择。然而,由于百余年来中国历史的变迁是如此的快速和剧烈,使得任何置身于特定历史时空中的人,在短时间内恐都难以获得某种超越性的认识,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彼也一是非,此也一是非”的论争。单说究竟何谓“现代”、何谓“中国”、何谓“学术”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由于立说的立场差异和持论的理据各别,就产生了无数的分歧。如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周年之际,让我们的反思超越种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发现某种至今尚未被“发现”的“历史真实”呢?戴登云教授的《究竟该如何反思“现代中国学术”?》一文试图作出新的努力。该文认为,当代学界对“五四”以来学术思想史的反思,之所以常常呈现为一种无效的反省,是因为受到了如下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在思想视野的层面,无法在种种现成的思想视野(这些思想视野包括:“普遍/特殊”“全球/本土”“主流意识形态/多元文化”“文化守成/创造性转化”“体/用”“经验性的中西古今融通”“现代化”“现代性悖论”等等)之外,建构出一种新的思想史视野。二是在学术观念的层面,未能有效地化解“学术—思想”“科学—人文”“专家—通人”“学术—政治”“西化—自主性”“全球化—中国特色”“求是—致用”之间的双重性张力和“传统—现代”“现代—后现代”的连续与断裂。为此,我们必须建构出一种有关究竟何谓“学术”的自明性认知,并对之作出本源性的论证。具体而言,该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学术三分”观:“一种对象化的知识探求、一种自我存身于世的合法性论证、一种对本源之‘思'的遮蔽与解蔽”,并勾勒出了如下一种学术思想史视野:学术范式的变迁与转型,从表层看,即学术观念、学术方法和学术话语体系的转型;从深层看,则意味着世界观念的转变、历史观念的变迁、文化整合机制的变革和表意范式的新变。根据这些洞见,该文对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演进历程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初步揭示了化解中西古今之争,并建构出一种新的学术思想史视野的可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效应,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革命居功至伟。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创了一种新的表意范式———现代白话文。这种新表意范式的精神动力和理论依据,即现实主义。为重新彰显现实主义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李勇教授的《五四时期写实主义理论的开放性》一文,在百余年来中西方文论的“形式主义—现实主义”“内部研究—外部研究”的论争语境中,重新钩沉了五四时期新文学健将们所主张的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的理论谱系,再次重申了评价一种文学主张的基本标准,深入批判了形式主义的偏至。该文指出,尽管韦勒克认为现实主义文学是极为拙劣的美学,但是针对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以及文学史上出现过的任何其他文学流派,我们始终应该坚持的是,用历史主义的标准来评价它们,而不是用后来发展起来的审美趣味来评价其价值。历史地看,五四新文学时期的写实主义理论是在一种开放的语境中形成的,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构成了它的开放形态。它批判传统,打破了旧文学模式的封闭樊篱,使文学可以直接面对现实生活。它直接参与社会变革而不是在审美王国中自我陶醉。它应合社会思潮、参与思想论争,使文学产生震撼人心的社会效应,而不是在形式技巧的游戏中自生自灭。总之,一种文学如果无法介入历史和现实,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成为一种推动历史变革的力量,从而获得自身的精神品质的。五四文学精神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她深刻地介入了现代中国的历史,担当了民族国家自我革新与复兴的使命。尽管这一使命至今仍未完成。
  • 戴登云
    2019,18(2):60-71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西潮东渐以来,中国学术思想遭遇了急剧的范式变迁与转型。学术范式的转型,从表层看,即学术观念、学术方法和学术话语体系的转型;从深层看,则意味着世界观念的转变、历史观念的变迁、文化整合机制的变革和表意范式的新变。通常来讲,这两个层面交互发生,共同演变。然而,由于普遍缺乏对后一个层面的问题的敏感,使得当代学界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反思,就大都停留在极为浅表的层面。如是,试图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史的反省,以找到现代中国学术持续变革的正确之道,并重建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话语体系,就必将沦为泡影。为此,有必要通过究竟什么是“现代中国学术”这一基本问题的反思,重新彰显学术史变迁的表层和深层问题的复杂关联,以促进当代中国学界对现代中国学术史的重估自觉。
  • 李勇
    2019,18(2):72-81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尽管韦勒克说现实主义的理论是极为拙劣的美学,但是针对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以及文学史出现过的其他流派,我们应该以历史主义的标准来评价,而不是用后来发展起来的审美趣味来评价其价值。五四时期的写实主义理论是在一种开放的语境中形成的,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构成了它的开放形态,它打破了旧文学模式的封闭樊篱,使文学可以直接面对现实生活;它直接参与社会变革而不是在审美王国中自我陶醉;它应合社会思潮、参与思想论争,使文学产生震撼人心的社会效应,而不是在形式技巧的游戏中自生自灭。因此,从历史的视角看,五四时期的写实主义并不像韦勒克所说的那么拙劣,而是具有推动历史变革的力量的。
  • 政治学
  • 杨伟清
    2019,18(2):82-89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关于德治,有三种重要的解释,也即德教、德政与道德法律化。它们都有各自的问题。德治作为德教的问题在于:德治如何能成为与法治比肩的治国方略?在证成德治时,如何能够从关于道德功用的事实判断推出德治这一价值判断?如何证成道德建设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如何证成国家介入道德建设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德治作为德政的问题是:德政已是人类社会的常识,似乎没有必要借助于德治的概念来推广,而且它无法很好地解释人们提出德治理念时心中已有的德治与法治的背景关系。德治作为道德法律化面临的挑战是:它可能会危及人们自由选择自己道德生活的权利,毁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扰乱人们的道德认知与评价,并使得法律必须满足的一些要件难以实现,影响法律规则的合理性。
  • 社会学
  • 潘泽泉,朱江
    2019,18(2):90-98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家庭是个人完成初始社会化重要场所,本文基于跨省2492个样本的调查数据,从亲社会行为概念维度结构的匿名性、遵从性、公开性,以及利他性的四个测量维度出发,考察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预测父母亲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影响的一致性假设和四种亲社会行为的平衡性效应。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角色行为的性别差,异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母亲教养方式对四类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均不显著;父亲教养方式的类型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且存在不均衡效应即父亲鼓励的教养方式与惩罚的教养方式对四类亲社会行为均有显著正效应;父亲鼓励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四类亲社会行为的正效应均大于惩罚的教养方式。父亲保护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公开的亲社会行为无显著性影响,但是对匿名性的、遵从的和利他的亲社会行为均有显著正效应。
  • 田北海,黄政
    2019,18(2):99-106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基于对L镇的实地调查,从家庭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的现实出发,本文分析了农村陪读母亲形成的原因。研究发现:母亲陪读是一种家庭理性行为,既受到家庭效用最大化逻辑的支配,又受到家庭利他价值观的驱动。相对于男性家庭成员而言,女性在家庭经济生产中处于比较劣势,但在子女教育中比较优势明显,从而使女性更适合承担陪读责任;相对于女性祖辈而言,母亲在子女教育方面有显著的比较优势。陪读有助于增进陪读家庭总体效用而较少增进陪读母亲个人效用,但内嵌于家庭中的陪读母亲,具有强烈的家庭利他主义倾向,其在价值理性下做出的自愿陪读选择,使陪读母亲成为一种社会事实。基于上述结论,文章反思了性别主义的研究视角以及城乡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
  • 经济学
  • 朱富强
    2019,18(2):107-115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持的有效市场理论认为,市场价格信号能够充分披露信息,从而实现合作共赢之完全竞争。但是,这一论断是建立在行为者只关心个人的绝对利益并具有长远理性之基础上的,而现实市场主体却不仅关注其绝对收益,而且还关注相对收益,从而就会导向过度竞争。正是由于市场上的过度竞争滋生了无限膨胀的欲求,欲求的不断膨胀则加剧了相对位置的争夺;进而,相对位置的争夺又引发了策略性行为,策略性行为则导致内生交易费用飙升,并在对私人信息的众多中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
  • 任辉
    2019,18(2):116-122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现阶段,我国步入了创新驱动引领升级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受到了整个社会的空前重视。科技保险作为分散和转移科技风险的重要手段,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目前,我国科技保险工作已经进入全面推广阶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整体运行并不理想,科技企业参保率低,科技保险缺失严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制度供给不能适应科技企业对科技保险的需求,科技保险制度供求非均衡,在现行的科技保险制度下积聚着大量的潜在利润,而这些潜在利润既是科技保险制度非均衡的原因,又是科技保险制度创新的动力。
  • 法学
  • 万艳,张昱
    2019,18(2):123-130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我国强制隔离戒毒制度经过十年的发展呈现出福利属性凸显、系统性增强等成效,但仍存在制度与实践断裂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福利性与强制性的价值张力、法律规定与法律执行的不平衡、法律供给不足与认知偏差的困境叠加、司法监督与社会监督的不到位、制度刚性有余与活力弹性不足的矛盾、第三方评估机制的缺失等方面。制度与实践的重构需要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认知行为的可塑性、戒毒人员的社会性、医疗和就业服务的可获得性。
  • 国际问题
  • 刘华
    2019,18(2):131-137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当前,澜湄水资源合作正处于确立合作项目与建立合作机制的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将区域争议点转化为区域合作亮点,最大限度地协调沿岸国水利益,统筹各方水需求,形成符合澜湄流域实际的合作机制,促成“水命运共同体”建设,确保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是开展水资源合作必须思考的问题。文章回顾了我国推动澜湄水资源合作的发展历程。针对问题提出了以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为切入点,深化澜湄水资源合作的建议。
  • 邹春萌,赵亚洲
    2019,18(2):138-144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亚行作为区域性国际金融组织,在亚太地区已有50多年的发展历史,不仅为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也帮助各国建立相互之间的经贸关系,促进亚太地区减贫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作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的主导者、筹资方,亚行利用该机制,加大对次区域国家的投资援助,形成了独特的投资援助特点,为次区域各国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16年,次区域国家共同倡导的澜湄合作新机制正式运行。亚行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发展的一些好的成熟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澜湄合作借鉴和学习。
    哲学
  • 刘畅
    摘要:
    根据传统定义,自欺必须满足信念条件与意图条件。与之对应,似乎存在关于自欺的两个悖论:“信念悖论”与“意图悖论”。本文试图论证:所谓的“自欺悖论”是可消除的,自欺是一类基于常情常理即可理解的现象。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对自欺的定义作简要的考察(第一节);第二部分,处理自欺的“信念悖论”(第二节至第四节);第三部分,处理自欺的“意图悖论”(第五节至第六节)。文之所及,也将对“欺骗”“信念”“真诚”“反思”“理解”等概念作必要的澄清。
  • 李子群
    2019,18(2):19-28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笛卡尔质疑17世纪流行的关于动物的认识方式,以二元论为基础,采用演绎法,并借助《圣经》和神学理论,以“奥卡姆剃刀”清除了动物身上具有感觉灵魂的设定。笛卡尔认为,动物没有思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感觉和激情,动物是没有意志的“自动机”,动物不是道德主体,不负有任何道德责任。笛卡尔动物观的革命性源于他的形而上学,他对动物并不持有“工具论”的观点,但他的动物观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观。笛卡尔驳斥动物具有灵魂的说法,突出了人的灵魂的不朽性。他看到了灵魂不朽对道德的必要性。笛卡尔哲学对动物的观点是残忍的,其解释并非完全公正。
  • 李志华,王晓朝
    2019,18(2):29-35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本文运用发生学的方法,揭示共同体观念的语词生成和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建构。第一部分,作者指出,共同体这个语词在西方语言中源于共善和公共,具有丰富的内涵。第二部分,作者指出,共同体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和政治学的重要概念,在哲学形上学和伦理学的语境下,共同体与共善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在政治学的语境下,共同体是公共的名词化和实体化,共善则是建构人类社会的纲领和目标。把善提升为至善是一条哲学伦理学的理论建构通道,而把善提升为共善,则是哲学政治学的通道,与哲学伦理学的理论建构通道并行不悖。第三部分,作者指出,奥古斯丁批判地吸取了柏拉图和西塞罗的相关思想,然后以公义为纲,建构了他的理想共同体———上帝之城。奥古斯丁对共善的探究,直接导致对理想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他的理想共同体以信仰为核心,以伦理为共同体成员的守则,以秩序与和谐为共同体的特色,以普爱为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动力。
  • 历史学
  • 张晓虹
    摘要:
    地方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一般来讲,地理学从两个层面研究地方:一是作为空间层级中的地点、位置,二是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品质的空间。当今最炙手可热的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在1975年就曾强调:地方是由经验建构的意义的中心。地方不仅是通过眼睛和思想感知,同时也是通过客观化的经验用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感知。因此,作为独特品质空间的地方,正如段义孚所言,其意义在于它是可以感知的,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视觉、味觉、听觉直接感知,还可以借助文学、诗歌间接感知,在感知基础上形成特有的地方意象。尽管可感知的方式很多,但事实上,经典的文化地理研究更愿意直接或间接地采用视觉的方式去获取地方性知识,形成地方意象,力图以“上帝的视角”来考察文化现象的地域特征,分析其地域差异的空间特点。这样的研究倾向当然与我们以往试图用客观、科学的方法认识地方、解释地方,以使我们能够较为直观方便地把握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及其与区域之间的关系这一理念有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那些无法用文本表达,甚至难于用明确的语言表达的鲜活文化现象,比如气味、声音等,在这样的研究范式下被遮蔽了。进入新世纪以来,历史地理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原本并不能成为主流研究范畴的声音、图像等,将之纳入到自己的研究中来。由于声音在感知地方、获取地方记忆中的作用与意义十分关键,从声音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中可以透视出人与地方之间的关联。因此,本期专题的两篇文章,试图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声音在文化地理研究中的意义。《地方、政治与声音景观:近代陕北民歌的传播及其演变》从声音景观的角度入手,分析陕北民歌在近代中国政治的运作下,从一个地方性的声音景观,发展成为遍布全国的声音景观。作者透过陕北民歌在传播过程中的去地方性的表象,体察到它正是通过与中国共产党及其根据地关联,而一直维持着与陕北地方之间的密切关系。声音与地方之间的勾连跃然纸上。《晋陕蒙汉族民歌核心区析论》以经典文化地理学的方式,分析位于晋陕蒙交界地区的汉族民歌及其分布,在复原其地域特征及其内部区域差异的基础上,从地理区位、自然环境、历史特点、政区设置和方言分区等因素,剖析这一汉族民歌核心区形成的基础。声音与区域环境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这两篇文章所研究的区域相近、主题类似,但由于切入点不同,更因为两位作者分别来自历史学和音乐学,有着不尽相同的研究旨趣,因此两篇文章所呈现出的文化地理面貌有着各自鲜明的个性。这样的学术对话,对促进跨多个一级学科的历史文化地理学发展大有禆益,同时也展示了学科交叉融合所带来的学术进步和学术魅力。至于两篇文章的细微之处所表达出的作者的观点与洞见,还望读者详加审视,并给予教正。
  • 张晓虹
    2019,18(2):37-46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缘起于音乐学研究的声音景观,由于关注声音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声音在地方文化建构中的作用与意义,因此成为研究人地关系的重要内容。通过对近代中国重要的声音景观———陕北民歌的传播历程进行梳理,作者发现,陕北民歌由一个与陕北地方关系密切的声音景观,在演变成为中国革命的文化符号后,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其地域分布迅速扩展到全国。在这一过程中,陕北民歌表面上与陕北地方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但实质上,藉由唤起人们对中国革命圣地这一地方意象的记忆,陕北地方在陕北民歌地域扩展过程一直存在着或隐或现的关联。
  • 黄虎
    2019,18(2):47-58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在晋陕蒙汉族民歌类型区划、结构区划的基础上,聚焦榆林—忻州民歌核心区,指出其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民歌数量巨大,体裁特征突出;民歌影响力甚巨;民歌分布地域差异鲜明;形态特征明显、相似度较高,并佐以直观的音乐地图。同时,揭示了地理区位、自然地理、政治历史、现代革命、方言等因素在榆林—忻州民歌核心区形成中的不同作用。
  • 文学艺术
  • 戴登云
    摘要:
    从过往的历史变迁之迹中寻找某种历史演进的启迪,是人类文明创生的一种必然选择。然而,由于百余年来中国历史的变迁是如此的快速和剧烈,使得任何置身于特定历史时空中的人,在短时间内恐都难以获得某种超越性的认识,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彼也一是非,此也一是非”的论争。单说究竟何谓“现代”、何谓“中国”、何谓“学术”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由于立说的立场差异和持论的理据各别,就产生了无数的分歧。如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周年之际,让我们的反思超越种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发现某种至今尚未被“发现”的“历史真实”呢?戴登云教授的《究竟该如何反思“现代中国学术”?》一文试图作出新的努力。该文认为,当代学界对“五四”以来学术思想史的反思,之所以常常呈现为一种无效的反省,是因为受到了如下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在思想视野的层面,无法在种种现成的思想视野(这些思想视野包括:“普遍/特殊”“全球/本土”“主流意识形态/多元文化”“文化守成/创造性转化”“体/用”“经验性的中西古今融通”“现代化”“现代性悖论”等等)之外,建构出一种新的思想史视野。二是在学术观念的层面,未能有效地化解“学术—思想”“科学—人文”“专家—通人”“学术—政治”“西化—自主性”“全球化—中国特色”“求是—致用”之间的双重性张力和“传统—现代”“现代—后现代”的连续与断裂。为此,我们必须建构出一种有关究竟何谓“学术”的自明性认知,并对之作出本源性的论证。具体而言,该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学术三分”观:“一种对象化的知识探求、一种自我存身于世的合法性论证、一种对本源之‘思'的遮蔽与解蔽”,并勾勒出了如下一种学术思想史视野:学术范式的变迁与转型,从表层看,即学术观念、学术方法和学术话语体系的转型;从深层看,则意味着世界观念的转变、历史观念的变迁、文化整合机制的变革和表意范式的新变。根据这些洞见,该文对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演进历程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初步揭示了化解中西古今之争,并建构出一种新的学术思想史视野的可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效应,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革命居功至伟。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创了一种新的表意范式———现代白话文。这种新表意范式的精神动力和理论依据,即现实主义。为重新彰显现实主义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李勇教授的《五四时期写实主义理论的开放性》一文,在百余年来中西方文论的“形式主义—现实主义”“内部研究—外部研究”的论争语境中,重新钩沉了五四时期新文学健将们所主张的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的理论谱系,再次重申了评价一种文学主张的基本标准,深入批判了形式主义的偏至。该文指出,尽管韦勒克认为现实主义文学是极为拙劣的美学,但是针对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以及文学史上出现过的任何其他文学流派,我们始终应该坚持的是,用历史主义的标准来评价它们,而不是用后来发展起来的审美趣味来评价其价值。历史地看,五四新文学时期的写实主义理论是在一种开放的语境中形成的,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构成了它的开放形态。它批判传统,打破了旧文学模式的封闭樊篱,使文学可以直接面对现实生活。它直接参与社会变革而不是在审美王国中自我陶醉。它应合社会思潮、参与思想论争,使文学产生震撼人心的社会效应,而不是在形式技巧的游戏中自生自灭。总之,一种文学如果无法介入历史和现实,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成为一种推动历史变革的力量,从而获得自身的精神品质的。五四文学精神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她深刻地介入了现代中国的历史,担当了民族国家自我革新与复兴的使命。尽管这一使命至今仍未完成。
  • 戴登云
    2019,18(2):60-71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西潮东渐以来,中国学术思想遭遇了急剧的范式变迁与转型。学术范式的转型,从表层看,即学术观念、学术方法和学术话语体系的转型;从深层看,则意味着世界观念的转变、历史观念的变迁、文化整合机制的变革和表意范式的新变。通常来讲,这两个层面交互发生,共同演变。然而,由于普遍缺乏对后一个层面的问题的敏感,使得当代学界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反思,就大都停留在极为浅表的层面。如是,试图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史的反省,以找到现代中国学术持续变革的正确之道,并重建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话语体系,就必将沦为泡影。为此,有必要通过究竟什么是“现代中国学术”这一基本问题的反思,重新彰显学术史变迁的表层和深层问题的复杂关联,以促进当代中国学界对现代中国学术史的重估自觉。
  • 李勇
    2019,18(2):72-81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尽管韦勒克说现实主义的理论是极为拙劣的美学,但是针对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以及文学史出现过的其他流派,我们应该以历史主义的标准来评价,而不是用后来发展起来的审美趣味来评价其价值。五四时期的写实主义理论是在一种开放的语境中形成的,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构成了它的开放形态,它打破了旧文学模式的封闭樊篱,使文学可以直接面对现实生活;它直接参与社会变革而不是在审美王国中自我陶醉;它应合社会思潮、参与思想论争,使文学产生震撼人心的社会效应,而不是在形式技巧的游戏中自生自灭。因此,从历史的视角看,五四时期的写实主义并不像韦勒克所说的那么拙劣,而是具有推动历史变革的力量的。
  • 政治学
  • 杨伟清
    2019,18(2):82-89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关于德治,有三种重要的解释,也即德教、德政与道德法律化。它们都有各自的问题。德治作为德教的问题在于:德治如何能成为与法治比肩的治国方略?在证成德治时,如何能够从关于道德功用的事实判断推出德治这一价值判断?如何证成道德建设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如何证成国家介入道德建设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德治作为德政的问题是:德政已是人类社会的常识,似乎没有必要借助于德治的概念来推广,而且它无法很好地解释人们提出德治理念时心中已有的德治与法治的背景关系。德治作为道德法律化面临的挑战是:它可能会危及人们自由选择自己道德生活的权利,毁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扰乱人们的道德认知与评价,并使得法律必须满足的一些要件难以实现,影响法律规则的合理性。
  • 社会学
  • 潘泽泉,朱江
    2019,18(2):90-98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家庭是个人完成初始社会化重要场所,本文基于跨省2492个样本的调查数据,从亲社会行为概念维度结构的匿名性、遵从性、公开性,以及利他性的四个测量维度出发,考察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预测父母亲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影响的一致性假设和四种亲社会行为的平衡性效应。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角色行为的性别差,异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母亲教养方式对四类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均不显著;父亲教养方式的类型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且存在不均衡效应即父亲鼓励的教养方式与惩罚的教养方式对四类亲社会行为均有显著正效应;父亲鼓励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四类亲社会行为的正效应均大于惩罚的教养方式。父亲保护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公开的亲社会行为无显著性影响,但是对匿名性的、遵从的和利他的亲社会行为均有显著正效应。
  • 田北海,黄政
    2019,18(2):99-106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基于对L镇的实地调查,从家庭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的现实出发,本文分析了农村陪读母亲形成的原因。研究发现:母亲陪读是一种家庭理性行为,既受到家庭效用最大化逻辑的支配,又受到家庭利他价值观的驱动。相对于男性家庭成员而言,女性在家庭经济生产中处于比较劣势,但在子女教育中比较优势明显,从而使女性更适合承担陪读责任;相对于女性祖辈而言,母亲在子女教育方面有显著的比较优势。陪读有助于增进陪读家庭总体效用而较少增进陪读母亲个人效用,但内嵌于家庭中的陪读母亲,具有强烈的家庭利他主义倾向,其在价值理性下做出的自愿陪读选择,使陪读母亲成为一种社会事实。基于上述结论,文章反思了性别主义的研究视角以及城乡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
  • 经济学
  • 朱富强
    2019,18(2):107-115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持的有效市场理论认为,市场价格信号能够充分披露信息,从而实现合作共赢之完全竞争。但是,这一论断是建立在行为者只关心个人的绝对利益并具有长远理性之基础上的,而现实市场主体却不仅关注其绝对收益,而且还关注相对收益,从而就会导向过度竞争。正是由于市场上的过度竞争滋生了无限膨胀的欲求,欲求的不断膨胀则加剧了相对位置的争夺;进而,相对位置的争夺又引发了策略性行为,策略性行为则导致内生交易费用飙升,并在对私人信息的众多中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
  • 任辉
    2019,18(2):116-122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现阶段,我国步入了创新驱动引领升级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受到了整个社会的空前重视。科技保险作为分散和转移科技风险的重要手段,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目前,我国科技保险工作已经进入全面推广阶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整体运行并不理想,科技企业参保率低,科技保险缺失严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制度供给不能适应科技企业对科技保险的需求,科技保险制度供求非均衡,在现行的科技保险制度下积聚着大量的潜在利润,而这些潜在利润既是科技保险制度非均衡的原因,又是科技保险制度创新的动力。
  • 法学
  • 万艳,张昱
    2019,18(2):123-130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我国强制隔离戒毒制度经过十年的发展呈现出福利属性凸显、系统性增强等成效,但仍存在制度与实践断裂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福利性与强制性的价值张力、法律规定与法律执行的不平衡、法律供给不足与认知偏差的困境叠加、司法监督与社会监督的不到位、制度刚性有余与活力弹性不足的矛盾、第三方评估机制的缺失等方面。制度与实践的重构需要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认知行为的可塑性、戒毒人员的社会性、医疗和就业服务的可获得性。
  • 国际问题
  • 刘华
    2019,18(2):131-137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当前,澜湄水资源合作正处于确立合作项目与建立合作机制的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将区域争议点转化为区域合作亮点,最大限度地协调沿岸国水利益,统筹各方水需求,形成符合澜湄流域实际的合作机制,促成“水命运共同体”建设,确保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是开展水资源合作必须思考的问题。文章回顾了我国推动澜湄水资源合作的发展历程。针对问题提出了以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为切入点,深化澜湄水资源合作的建议。
  • 邹春萌,赵亚洲
    2019,18(2):138-144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亚行作为区域性国际金融组织,在亚太地区已有50多年的发展历史,不仅为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也帮助各国建立相互之间的经贸关系,促进亚太地区减贫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作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的主导者、筹资方,亚行利用该机制,加大对次区域国家的投资援助,形成了独特的投资援助特点,为次区域各国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16年,次区域国家共同倡导的澜湄合作新机制正式运行。亚行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发展的一些好的成熟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澜湄合作借鉴和学习。
    哲学
  • 刘畅
    摘要:
    根据传统定义,自欺必须满足信念条件与意图条件。与之对应,似乎存在关于自欺的两个悖论:“信念悖论”与“意图悖论”。本文试图论证:所谓的“自欺悖论”是可消除的,自欺是一类基于常情常理即可理解的现象。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对自欺的定义作简要的考察(第一节);第二部分,处理自欺的“信念悖论”(第二节至第四节);第三部分,处理自欺的“意图悖论”(第五节至第六节)。文之所及,也将对“欺骗”“信念”“真诚”“反思”“理解”等概念作必要的澄清。
  • 李子群
    2019,18(2):19-28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笛卡尔质疑17世纪流行的关于动物的认识方式,以二元论为基础,采用演绎法,并借助《圣经》和神学理论,以“奥卡姆剃刀”清除了动物身上具有感觉灵魂的设定。笛卡尔认为,动物没有思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感觉和激情,动物是没有意志的“自动机”,动物不是道德主体,不负有任何道德责任。笛卡尔动物观的革命性源于他的形而上学,他对动物并不持有“工具论”的观点,但他的动物观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观。笛卡尔驳斥动物具有灵魂的说法,突出了人的灵魂的不朽性。他看到了灵魂不朽对道德的必要性。笛卡尔哲学对动物的观点是残忍的,其解释并非完全公正。
  • 李志华,王晓朝
    2019,18(2):29-35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本文运用发生学的方法,揭示共同体观念的语词生成和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建构。第一部分,作者指出,共同体这个语词在西方语言中源于共善和公共,具有丰富的内涵。第二部分,作者指出,共同体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和政治学的重要概念,在哲学形上学和伦理学的语境下,共同体与共善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在政治学的语境下,共同体是公共的名词化和实体化,共善则是建构人类社会的纲领和目标。把善提升为至善是一条哲学伦理学的理论建构通道,而把善提升为共善,则是哲学政治学的通道,与哲学伦理学的理论建构通道并行不悖。第三部分,作者指出,奥古斯丁批判地吸取了柏拉图和西塞罗的相关思想,然后以公义为纲,建构了他的理想共同体———上帝之城。奥古斯丁对共善的探究,直接导致对理想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他的理想共同体以信仰为核心,以伦理为共同体成员的守则,以秩序与和谐为共同体的特色,以普爱为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动力。
  • 历史学
  • 张晓虹
    摘要:
    地方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一般来讲,地理学从两个层面研究地方:一是作为空间层级中的地点、位置,二是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品质的空间。当今最炙手可热的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在1975年就曾强调:地方是由经验建构的意义的中心。地方不仅是通过眼睛和思想感知,同时也是通过客观化的经验用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感知。因此,作为独特品质空间的地方,正如段义孚所言,其意义在于它是可以感知的,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视觉、味觉、听觉直接感知,还可以借助文学、诗歌间接感知,在感知基础上形成特有的地方意象。尽管可感知的方式很多,但事实上,经典的文化地理研究更愿意直接或间接地采用视觉的方式去获取地方性知识,形成地方意象,力图以“上帝的视角”来考察文化现象的地域特征,分析其地域差异的空间特点。这样的研究倾向当然与我们以往试图用客观、科学的方法认识地方、解释地方,以使我们能够较为直观方便地把握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及其与区域之间的关系这一理念有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那些无法用文本表达,甚至难于用明确的语言表达的鲜活文化现象,比如气味、声音等,在这样的研究范式下被遮蔽了。进入新世纪以来,历史地理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原本并不能成为主流研究范畴的声音、图像等,将之纳入到自己的研究中来。由于声音在感知地方、获取地方记忆中的作用与意义十分关键,从声音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中可以透视出人与地方之间的关联。因此,本期专题的两篇文章,试图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声音在文化地理研究中的意义。《地方、政治与声音景观:近代陕北民歌的传播及其演变》从声音景观的角度入手,分析陕北民歌在近代中国政治的运作下,从一个地方性的声音景观,发展成为遍布全国的声音景观。作者透过陕北民歌在传播过程中的去地方性的表象,体察到它正是通过与中国共产党及其根据地关联,而一直维持着与陕北地方之间的密切关系。声音与地方之间的勾连跃然纸上。《晋陕蒙汉族民歌核心区析论》以经典文化地理学的方式,分析位于晋陕蒙交界地区的汉族民歌及其分布,在复原其地域特征及其内部区域差异的基础上,从地理区位、自然环境、历史特点、政区设置和方言分区等因素,剖析这一汉族民歌核心区形成的基础。声音与区域环境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这两篇文章所研究的区域相近、主题类似,但由于切入点不同,更因为两位作者分别来自历史学和音乐学,有着不尽相同的研究旨趣,因此两篇文章所呈现出的文化地理面貌有着各自鲜明的个性。这样的学术对话,对促进跨多个一级学科的历史文化地理学发展大有禆益,同时也展示了学科交叉融合所带来的学术进步和学术魅力。至于两篇文章的细微之处所表达出的作者的观点与洞见,还望读者详加审视,并给予教正。
  • 张晓虹
    2019,18(2):37-46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缘起于音乐学研究的声音景观,由于关注声音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声音在地方文化建构中的作用与意义,因此成为研究人地关系的重要内容。通过对近代中国重要的声音景观———陕北民歌的传播历程进行梳理,作者发现,陕北民歌由一个与陕北地方关系密切的声音景观,在演变成为中国革命的文化符号后,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其地域分布迅速扩展到全国。在这一过程中,陕北民歌表面上与陕北地方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但实质上,藉由唤起人们对中国革命圣地这一地方意象的记忆,陕北地方在陕北民歌地域扩展过程一直存在着或隐或现的关联。
  • 黄虎
    2019,18(2):47-58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在晋陕蒙汉族民歌类型区划、结构区划的基础上,聚焦榆林—忻州民歌核心区,指出其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民歌数量巨大,体裁特征突出;民歌影响力甚巨;民歌分布地域差异鲜明;形态特征明显、相似度较高,并佐以直观的音乐地图。同时,揭示了地理区位、自然地理、政治历史、现代革命、方言等因素在榆林—忻州民歌核心区形成中的不同作用。
  • 文学艺术
  • 戴登云
    摘要:
    从过往的历史变迁之迹中寻找某种历史演进的启迪,是人类文明创生的一种必然选择。然而,由于百余年来中国历史的变迁是如此的快速和剧烈,使得任何置身于特定历史时空中的人,在短时间内恐都难以获得某种超越性的认识,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彼也一是非,此也一是非”的论争。单说究竟何谓“现代”、何谓“中国”、何谓“学术”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由于立说的立场差异和持论的理据各别,就产生了无数的分歧。如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周年之际,让我们的反思超越种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发现某种至今尚未被“发现”的“历史真实”呢?戴登云教授的《究竟该如何反思“现代中国学术”?》一文试图作出新的努力。该文认为,当代学界对“五四”以来学术思想史的反思,之所以常常呈现为一种无效的反省,是因为受到了如下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在思想视野的层面,无法在种种现成的思想视野(这些思想视野包括:“普遍/特殊”“全球/本土”“主流意识形态/多元文化”“文化守成/创造性转化”“体/用”“经验性的中西古今融通”“现代化”“现代性悖论”等等)之外,建构出一种新的思想史视野。二是在学术观念的层面,未能有效地化解“学术—思想”“科学—人文”“专家—通人”“学术—政治”“西化—自主性”“全球化—中国特色”“求是—致用”之间的双重性张力和“传统—现代”“现代—后现代”的连续与断裂。为此,我们必须建构出一种有关究竟何谓“学术”的自明性认知,并对之作出本源性的论证。具体而言,该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学术三分”观:“一种对象化的知识探求、一种自我存身于世的合法性论证、一种对本源之‘思'的遮蔽与解蔽”,并勾勒出了如下一种学术思想史视野:学术范式的变迁与转型,从表层看,即学术观念、学术方法和学术话语体系的转型;从深层看,则意味着世界观念的转变、历史观念的变迁、文化整合机制的变革和表意范式的新变。根据这些洞见,该文对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演进历程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初步揭示了化解中西古今之争,并建构出一种新的学术思想史视野的可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效应,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革命居功至伟。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创了一种新的表意范式———现代白话文。这种新表意范式的精神动力和理论依据,即现实主义。为重新彰显现实主义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李勇教授的《五四时期写实主义理论的开放性》一文,在百余年来中西方文论的“形式主义—现实主义”“内部研究—外部研究”的论争语境中,重新钩沉了五四时期新文学健将们所主张的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的理论谱系,再次重申了评价一种文学主张的基本标准,深入批判了形式主义的偏至。该文指出,尽管韦勒克认为现实主义文学是极为拙劣的美学,但是针对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以及文学史上出现过的任何其他文学流派,我们始终应该坚持的是,用历史主义的标准来评价它们,而不是用后来发展起来的审美趣味来评价其价值。历史地看,五四新文学时期的写实主义理论是在一种开放的语境中形成的,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构成了它的开放形态。它批判传统,打破了旧文学模式的封闭樊篱,使文学可以直接面对现实生活。它直接参与社会变革而不是在审美王国中自我陶醉。它应合社会思潮、参与思想论争,使文学产生震撼人心的社会效应,而不是在形式技巧的游戏中自生自灭。总之,一种文学如果无法介入历史和现实,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成为一种推动历史变革的力量,从而获得自身的精神品质的。五四文学精神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她深刻地介入了现代中国的历史,担当了民族国家自我革新与复兴的使命。尽管这一使命至今仍未完成。
  • 戴登云
    2019,18(2):60-71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西潮东渐以来,中国学术思想遭遇了急剧的范式变迁与转型。学术范式的转型,从表层看,即学术观念、学术方法和学术话语体系的转型;从深层看,则意味着世界观念的转变、历史观念的变迁、文化整合机制的变革和表意范式的新变。通常来讲,这两个层面交互发生,共同演变。然而,由于普遍缺乏对后一个层面的问题的敏感,使得当代学界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反思,就大都停留在极为浅表的层面。如是,试图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史的反省,以找到现代中国学术持续变革的正确之道,并重建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话语体系,就必将沦为泡影。为此,有必要通过究竟什么是“现代中国学术”这一基本问题的反思,重新彰显学术史变迁的表层和深层问题的复杂关联,以促进当代中国学界对现代中国学术史的重估自觉。
  • 李勇
    2019,18(2):72-81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尽管韦勒克说现实主义的理论是极为拙劣的美学,但是针对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以及文学史出现过的其他流派,我们应该以历史主义的标准来评价,而不是用后来发展起来的审美趣味来评价其价值。五四时期的写实主义理论是在一种开放的语境中形成的,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构成了它的开放形态,它打破了旧文学模式的封闭樊篱,使文学可以直接面对现实生活;它直接参与社会变革而不是在审美王国中自我陶醉;它应合社会思潮、参与思想论争,使文学产生震撼人心的社会效应,而不是在形式技巧的游戏中自生自灭。因此,从历史的视角看,五四时期的写实主义并不像韦勒克所说的那么拙劣,而是具有推动历史变革的力量的。
  • 政治学
  • 杨伟清
    2019,18(2):82-89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关于德治,有三种重要的解释,也即德教、德政与道德法律化。它们都有各自的问题。德治作为德教的问题在于:德治如何能成为与法治比肩的治国方略?在证成德治时,如何能够从关于道德功用的事实判断推出德治这一价值判断?如何证成道德建设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如何证成国家介入道德建设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德治作为德政的问题是:德政已是人类社会的常识,似乎没有必要借助于德治的概念来推广,而且它无法很好地解释人们提出德治理念时心中已有的德治与法治的背景关系。德治作为道德法律化面临的挑战是:它可能会危及人们自由选择自己道德生活的权利,毁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扰乱人们的道德认知与评价,并使得法律必须满足的一些要件难以实现,影响法律规则的合理性。
  • 社会学
  • 潘泽泉,朱江
    2019,18(2):90-98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家庭是个人完成初始社会化重要场所,本文基于跨省2492个样本的调查数据,从亲社会行为概念维度结构的匿名性、遵从性、公开性,以及利他性的四个测量维度出发,考察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预测父母亲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影响的一致性假设和四种亲社会行为的平衡性效应。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角色行为的性别差,异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母亲教养方式对四类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均不显著;父亲教养方式的类型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且存在不均衡效应即父亲鼓励的教养方式与惩罚的教养方式对四类亲社会行为均有显著正效应;父亲鼓励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四类亲社会行为的正效应均大于惩罚的教养方式。父亲保护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公开的亲社会行为无显著性影响,但是对匿名性的、遵从的和利他的亲社会行为均有显著正效应。
  • 田北海,黄政
    2019,18(2):99-106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基于对L镇的实地调查,从家庭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的现实出发,本文分析了农村陪读母亲形成的原因。研究发现:母亲陪读是一种家庭理性行为,既受到家庭效用最大化逻辑的支配,又受到家庭利他价值观的驱动。相对于男性家庭成员而言,女性在家庭经济生产中处于比较劣势,但在子女教育中比较优势明显,从而使女性更适合承担陪读责任;相对于女性祖辈而言,母亲在子女教育方面有显著的比较优势。陪读有助于增进陪读家庭总体效用而较少增进陪读母亲个人效用,但内嵌于家庭中的陪读母亲,具有强烈的家庭利他主义倾向,其在价值理性下做出的自愿陪读选择,使陪读母亲成为一种社会事实。基于上述结论,文章反思了性别主义的研究视角以及城乡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
  • 经济学
  • 朱富强
    2019,18(2):107-115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持的有效市场理论认为,市场价格信号能够充分披露信息,从而实现合作共赢之完全竞争。但是,这一论断是建立在行为者只关心个人的绝对利益并具有长远理性之基础上的,而现实市场主体却不仅关注其绝对收益,而且还关注相对收益,从而就会导向过度竞争。正是由于市场上的过度竞争滋生了无限膨胀的欲求,欲求的不断膨胀则加剧了相对位置的争夺;进而,相对位置的争夺又引发了策略性行为,策略性行为则导致内生交易费用飙升,并在对私人信息的众多中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
  • 任辉
    2019,18(2):116-122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现阶段,我国步入了创新驱动引领升级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受到了整个社会的空前重视。科技保险作为分散和转移科技风险的重要手段,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目前,我国科技保险工作已经进入全面推广阶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整体运行并不理想,科技企业参保率低,科技保险缺失严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制度供给不能适应科技企业对科技保险的需求,科技保险制度供求非均衡,在现行的科技保险制度下积聚着大量的潜在利润,而这些潜在利润既是科技保险制度非均衡的原因,又是科技保险制度创新的动力。
  • 法学
  • 万艳,张昱
    2019,18(2):123-130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我国强制隔离戒毒制度经过十年的发展呈现出福利属性凸显、系统性增强等成效,但仍存在制度与实践断裂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福利性与强制性的价值张力、法律规定与法律执行的不平衡、法律供给不足与认知偏差的困境叠加、司法监督与社会监督的不到位、制度刚性有余与活力弹性不足的矛盾、第三方评估机制的缺失等方面。制度与实践的重构需要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认知行为的可塑性、戒毒人员的社会性、医疗和就业服务的可获得性。
  • 国际问题
  • 刘华
    2019,18(2):131-137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当前,澜湄水资源合作正处于确立合作项目与建立合作机制的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将区域争议点转化为区域合作亮点,最大限度地协调沿岸国水利益,统筹各方水需求,形成符合澜湄流域实际的合作机制,促成“水命运共同体”建设,确保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是开展水资源合作必须思考的问题。文章回顾了我国推动澜湄水资源合作的发展历程。针对问题提出了以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为切入点,深化澜湄水资源合作的建议。
  • 邹春萌,赵亚洲
    2019,18(2):138-144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亚行作为区域性国际金融组织,在亚太地区已有50多年的发展历史,不仅为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也帮助各国建立相互之间的经贸关系,促进亚太地区减贫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作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的主导者、筹资方,亚行利用该机制,加大对次区域国家的投资援助,形成了独特的投资援助特点,为次区域各国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16年,次区域国家共同倡导的澜湄合作新机制正式运行。亚行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发展的一些好的成熟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澜湄合作借鉴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