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新型/新兴权利与学术期刊权益保障”论坛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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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1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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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
  • 余玥
    摘要:
    真无限必定是实无限,即在每一“这个”上都具体可认知的无限。但问题在于:无限存在只能被直接接受;而有限思维又不能真正认识无限存在自身。前者导致无限的直接性问题,后者导致思维的空洞性问题。黑格尔解决这两个问题分为三步:首先建立有限“这个”间的类比关系;然后说明诸“这个”的本质可以用它们间的相互类比来定义,并进而将诸交互相关的定义收摄入无限的定义集;最后证明此定义集就是无限本质的自身表现。而真无限的表现活动,就是诸“这个”相互变换和相互关涉着向着自身收敛的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层层的收敛关系构造着层层“这个”的实存。而“这个”无限就是诸“这个”的连续收摄层级中的最高级,是世界的类本质。
  • 荆晶
    2019,18(1):13-20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怀疑主义与哲学的关系》是黑格尔耶拿早期批判怀疑主义的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论文。这篇论文,一方面,通过论述古代怀疑主义与舒尔策的怀疑主义之区别,来阐明舒尔策怀疑主义的困境与古代怀疑主义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由此引申出“真正的怀疑主义”的内涵,即它本质上被视为通向真正哲学的一个过渡阶段,并且最终所关涉的是澄清“真正的怀疑主义”在黑格尔最初的哲学开端以及整个思想发展进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位置。因此,怀疑主义在黑格尔哲学中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并具有积极意义,即怀疑主义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生成过程中扮演着解构性与建构性的双重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黑格尔与怀疑主义的关系视为黑格尔整个思想发展的索引。
  • 徐龙飞
    2019,18(1):21-31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与公共价值又有什么关系?托马斯是如何分析私有财产及其和公共价值的关系的呢?由此叙述了当代基督宗教、特别是天主教会所主张的私有财产学说,及其所总结的私有财产的若干形式,阐释了基督宗教层面上的私有财产之所以存在的必然理由,提出了托马斯是这一理论的部分的源泉;由此出发,进而探讨了托马斯关于私有财产必然性的推论过程,分析了这一过程的神学的出发点、法哲学的思考和自然法意义上的延伸探讨。并得出结论,托马斯的私有财产学说是建立在作为超验价值的永恒之法和作为公共价值理念的自然法的基础上的;最终总结了托马斯私有财产思想的两重意义。
  • 王曦
    2019,18(1):32-39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自古典以来对人的动物性与理性的双重理解,导致自然法概念的双重内涵,这是至少自西塞罗始就是欧洲国家学说与法哲学中固定的组成部分;而人原本就有自然本性的欲望推动以及自然理性的认知能力,这也是古典哲学以及罗马法就已经阐释与分析的人的自然本性概念的双重内涵的人本源泉;霍布斯的自然法概念上袭古典亦有双重的内涵域,一方面,在被人的自私欲望所统治的自然状态中依然有“法”的存在,因而要克服人的自私欲望的推动;另一方面,尽管自然状态中存在着法,然而也依然存在着由理性所掌控的自然法则,而这样的自然法则应当成为立法的对象,由此,霍布斯认为,国家应当具有的任务就是实现自然法。本文重点探讨这一思想之思维方式。
  • 谷继明
    2019,18(1):40-46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易学可以分为两部分:理论的层面和术数的层面。学界以往对易学的术数层面关注较少,一是缘于学者对“术数”的偏见,二是术数学自身缺少系统性反思的理论大师。三国时的管辂便是试图对术数学进行理论说明的人。牟宗三曾经藉由管辂来研究中国传统的一类知识系统,但尚有许多内容待发掘。管辂说“善易者不论《易》”,这是对术数易地位的辩护,同时也是对经学易和玄学易的回应。这种反对,不能从象数和义理对立的角度去理解,而应从文本和实践的区别来认识。管辂认为,术数的根本在于“神”,这个神不是玄学或思辨意义上的“玄之又玄”,而是实践意义中的通感和知几能力,它奠基于人自身的命限和气质中。但对于神的体悟又不能仅仅等同于“直觉”和“神秘主义”,因为它对于表现的通孔———象,以及工夫论基础,都有明确的要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不隶属于理性、直觉或神秘主义的一种独特思维方式。
  • 何益鑫
    2019,18(1):47-55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周易》卦爻辞中有关于文王贤妃太姒的叙事。《贲》卦描绘了文王迎娶太姒的情景,《渐》卦叙述了太姒逐步主持家政的过程,《家人》则表现了太姒的持家之道及其效果。《周易》的历史叙事,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太姒的作为及其功绩的了解。以此为基础,《大雅·思齐》可以得到与传统完全不同的新的解读。可以看到,太姒在文王被囚羑里的特殊时期,承担起了主持家政和教养子弟的任务,抚养并造就了一批有德行和才干的子弟(包括武王和周公),使文王后继有人,为翦商的事业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 历史学
  • 李杰
    2019,18(1):56-63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经历了百年时间洗礼的社会科学化史学,其方法论仍然有生命力,得到学界关注与推崇。本文选择社会科学化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即运用社会学研究历史的形态,依据莫兰科学研究范式的理论,阐释了什么是社会学运用于历史研究的范式。分别梳理了其主导概念、关键概念与关键原则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内涵,分析了社会科学化史学与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异同。在此基础上辅之以案例加以说明。本文对科学地理解社会学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具有理论意义。
  • 郭声波
    摘要: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不能片面地理解为一条孤立的航线和几种大宗商品的海上贸易,它应该是多维的系统。除多线航路系统不论,多边贸易系统亦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即商品并非只有中国的丝瓷、茶叶,商船并非只有中国的帆船,19世纪以来,英、法、美等新殖民帝国取代葡、荷、西等老殖民帝国,在环南海地区扩大了殖民地,加入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圈,不仅欧美的服饰、文化、医药、军工产品继踵而来,而且印度及东南亚地区的鸦片、香料及橡胶、石油等工业原料也逐渐成为大宗商货。海上丝路千帆万船,仆仆于道,但人们的活动远不只经贸那么单纯,相互之间的政治、文化影响也一直相随其中,这就是多元交流系统。为了深入研究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多维系统,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会同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同仁,通过“环南海历史地理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以1405—1945年间中国人在环南海地区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经营活动及中国文化影响产生的地理景观为切入点,探讨作为这些活动主营力的人口本身的空间移徙、社会组织及其生存发展方式,深入发掘环南海文化圈的底蕴,阐明环南海地区地缘政治关系形成的空间过程,华侨华人拓殖空间及其与自然、人文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本期“环南海历史地理研究”专题特推出三篇论文,对中越宗藩关系影响下的越南疆域与政区、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移民与经济地理进行深入解剖,比较鸦片战争前后宗藩关系与非宗藩关系体制下的环南海地区政治、经济格局。以往对清代中越关系的研究,多停留在朝贡体系或宗藩体制的国家关系层面,并未深入到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剖析。《越南阮朝初期“京—城”政区体制的内涵与消亡(1802—1832)》一文通过详细的材料分析,指出阮朝建立初期为解决过长的南北领土与有限的控制能力之间的矛盾,借鉴西山朝“三分统治法”创制的“京—城”区块结构,其内部仍叠套有圈层结构政区,并且由于出现诸多弊病,不得不很快中止,仿效宗主国清朝改行督、抚、布、按分权共治的省制,而没有按照其支持势力法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这充分说明宗藩关系体制下中国政治文化对越南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关于东南亚华人华侨研究,有人曾消极认为“无国家社会历史进程依托”“无理论背景分析框架”“无系统经验研究支撑”,而历史地理学恰好就为华侨华人研究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历史进程和多层面框架,《论清代中国商人入越开发对越南社会的影响》和《英属婆罗洲华人经济开发的进程与意义(1840—1941)》两文就是例证。前者论证清雍正以后开放洋禁,粤、闽籍商人源源不断前往越南,涉足商业、矿业等领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商品流动和货币互通、政治互信,由此可以看出,清代中越两国之间不仅存在政治上的宗藩关系,而且在经济上紧密依存,华商构成了清代中越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见证了清代中国对越南社会的深刻影响。后者论证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年间华人移民如何利用自然资源,在英属婆罗洲地区进行农、工、商业经济开拓,奠定了当地经济地理格局,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与导向。同时也客观指出,华人经济的发展并不平衡,华人商业较为封闭与内向,主要依靠外埠华人或欧人公司与其他地区发生经贸联系,华人经济活动格局既与地理条件有密切关系,也是英国殖民政策宏观调控的结果。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素为学界薄弱环节,为了推动中国历史地理学走出国门,我们愿抛引玉之砖,作一尝试,望方家不吝赐教。
  • 韩周敬,郭声波
    2019,18(1):65-73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富春京畿区和北城、嘉定城,共同构成了越南阮朝初期的政区区块结构制式。京畿区的设置是为了增强阮朝的中央统治能力,二城的设置则是为了加深对南北两大地区的控制。从地理平面来看,“城”属之地往往为南北两圻的中心地带;从政区层级来看,“城”乃统属数镇之地的跨高层政区,为阮朝前期地方政区的最高层级。在阮朝建立之初,“城”的设置具有代镇地方和政治缓冲区的特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明命时期分期予以废除。京、城的废止与省的建立,标志着阮朝“京—城”政治地理体制的消亡。
  • 郑维宽
    2019,18(1):74-83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清雍正以后开放洋禁,以广东、福建籍商人为主体的中国商人从水陆两路源源不断前往越南,他们广泛分布于越南各地,涉足越南商业、矿业的各个领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商品流动和货币互通,成为越南税收的重要来源,并加强了两国人民的联系、文化交流和政治互动,对清代越南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陈伟明
    2019,18(1):84-90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英属婆罗洲指被英国殖民者控制统治的北加里曼丹地区,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华人移民在婆罗洲地区不断进行经济开发,加快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其在农业经济与工商业经济开拓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形成了北婆罗洲华人经济地理的分布格局,成为北婆罗洲地区近百年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与导向,对英属婆罗洲地区乃至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文学艺术
  • 杨磊
    2019,18(1):91-97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布拉格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论争是20世纪西方美学史的重要事件之一。论争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理念的冲突。马克思主义者的鞭策固然对布拉格学派有所影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布拉格学派仍从其自律论的立场阐释了他们的审美理想,即通过母语教育,要求个体达成审美自觉。这也意味着布拉格学派要求民族国家的公民认知、理解本民族的语言和艺术传统,此二者正是民族国家的自然基础。这也是艺术自律论的目的。
  • 政治学
  • 佟德志
    摘要: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当2010年世博会提出这一主题时,进入新世纪的中国人在不经意间发现,一场快速的城镇化让这个古老的农业国家城镇人口超过6亿,城镇化率由新中国建立初期的10%跃升到50%。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率更是上升了3倍多。如果放眼全球,人们会发现:1800年,全球仅有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了1950年,这个数字就迅速翻了10倍,有近30%的人们居住在城市。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城市人口将达世界总人口的66%。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一直到今天,人们可能还没有忘记这句在中国已经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可能刚刚从对城市的陌生甚至是畏惧当中解放出来,就开始接受大城市的繁华与喧嚣。随着中国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复杂的城市管理实践,也使城市管理的理论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更为具体而真实的话题可能是,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本期《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刊发的两篇文章就城市管理提供了两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如果只看标题,读者会发现,两篇文章在不约而同地进行了一次对谈。一个是从从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治理,探讨了迈向复杂社会的治理转型;另一篇则刚好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思了城市治理的基本假设,指出了治理理论的兴起不足以取代城市管理理论,不能通盘否定“管理”理论对城市的重要作用。总的来讲,治理理论更加强调公众参与,更加强调信息通讯技术的运用,而这确实为城市的精细化治理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信息通讯技术,尤其是大数据的运用,更有利于需求的精准识别与匹配,建构起精细化的网络治理结构,公众的参与更有利于多元主体协作格局的形成。在韩志明的研究看来,现代社会带有更为深刻的复杂性及不确定性,这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挑战,传统社会的粗放式管理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城市治理。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更钟情于精细化治理的解决方案,也就是注重细节、推崇专业、重视过程和追求卓越的优势。那么,事实只有这一个方面么?显然不是的。可资对照阅读并由读者形成选择的是本期另外一篇由马卫红、陈亚卓完成的论文《城市治理的基本假设及其幻想》。作者从城市治理的公众参与假设、技术治理假设、空间治理假设等三个典型的假设出发,对城市治理理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深刻地反思了这些假设的幻想性。在两位作者看来,城市治理中费大力气倡导公众参与是一种基于理论推导的现实幻想;脱离城市和人群的技术化讨论会导致过度强调技术治理,异化城市治理的价值导向;通过空间治理达成善治、形成良性秩序只是一种幻想。在比较了城市治理与城市管理两种理念后,作者认为,不能简单地以“治理”代替“管理”,虽然“城市管理”是极为老套和过时的概念,但是,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城市秩序的命脉。两项非常有趣的研究,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相信会激发您更深入地思考。
  • 马卫红,陈亚卓
    2019,18(1):99-106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当前关于城市“管理”的理论研究中,“城市治理”的话语正在取代“城市管理”,由此形成的各种对城市的认知也反映在城市的实践中,譬如,提倡提高公众参与、实施精细化治理、信仰信息技术等。通过审视城市治理主张的公众参与假设、技术治理假设和空间治理假设,文章提出治理理论的兴起不足以取代城市管理理论;对管理主义的批评,不能通盘否定“管理”理论对城市的重要作用。主张重塑城市管理理念,以管理思想处理理性与自由的关系,理清并守住政府的职责,警惕唯市场效率,探索多元价值的平衡之道,贡献管理公共性的经验,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 韩志明
    摘要: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及其不确定性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传统社会的治理主要是粗放式的管理,具有粗线条、松散性和随意性等特点。精细化治理具有注重细节、推崇专业、重视过程和追求卓越的优势,是应对复杂社会治理挑战的方案。当前各地政府推行的精细化治理实践遍地开花,主要聚焦于需求的精准识别与匹配、精细化网络治理结构的建构、多主体协作格局的形塑等。从粗放式管理迈向精细化治理,是多重社会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的、技术的和专业的等多方面的内在逻辑。深入理解精细化治理的转型逻辑及其困境,对于持续推进精细化治理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 法学
  • 喻中
    摘要:
    本期三篇论文聚焦于新时代的地方立法,分别从理念、制度与技术三个不同的层面,深化、拓展关于地方立法的理论。从宏观的理念层面来看,地方立法作为一个学术议题的兴起,是二元立法体制的产物,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一个重要环节。数十年来,关于地方立法的研究,已经积累了较多的学术文献。然而,已有的研究重心在于“立法”,关于“地方”的理论则尚待培育。针对这种状况,喻中教授主张从根本上解释法的地方性。他认为,法律地理学作为法理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学科,有助于拓展关于地方的法律理论。他勾画了法律地理学的理论资源。他既从中国范围内的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着手,也从世界范围内的陆地和海洋着眼,展示了法律因地理环境的差异而出现的分野。他从法律地理学的角度思考法的地方性与地方性的法,有助于把地方立法根植于特定的地理环境,更好地体现地方立法的地方性。从中观的制度层面来看,新时代地方立法的科学化需要制度上的保障。白利寅博士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地方立法科学化创新机制是科学立法在地方立法机制中的体现,是科学立法的内涵标准在地方立法过程中的融入与细化。他发现,当前影响地方立法科学化创新的障碍与困境包括地方立法体制弊端的影响、人大主导立法的格局未完全建立、设区的市立法能力与水平亟待提升、地方立法引领和保障地方治理的能力不足等。解决这些问题依然需要以创新为动力,以科学立法的要求为目标,以完善地方立法工作机制为核心,通过理顺地方立法体制、强化地方人大建设、提升设区市立法技术水平、立法对接治理实践等环节,最终实现地方立法的科学化创新。从微观的技术层面来看,地方立法的升级换代亟待立法技术的支持。基于对当下地方立法现状的分析,魏治勋教授洞幽察微,全面阐述了地方立法技术的内涵、功能及科学化路径。他认为,地方立法技术的内涵取决于地方立法的层级、原则及地方人大的内部分工,框定地方立法技术的合理内涵是为了明确地方立法技术的功能定位,即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引领和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增强地方立法在地方治理中的话语权。当下地方立法技术的运用中存在着立法冲突、重复立法、立法与实践相脱节等诸多现实问题,这主要源自地方立法经验缺乏、地方立法人才匮乏、地方立法技术规范不够完善。地方立法的技术层面与实质目标并不截然分离,而是会交互影响,解决以上问题需要分层面、有次序地逐步进行,以推动地方立法技术的科学化。
  • 喻中
    2019,18(1):116-125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地方立法”这个词组包含两个单词,一是“立法”,二是“地方”。关于“立法”的理论已经蔚为大观,关于“地方”的理论尚待培育。法律地理学作为法理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学科,旨在揭示法的地理属性、地方属性,旨在从根本上解释地方性的法。在学术思想史上,法律地理学已有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见之于中国范围内的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陆地和海洋,法律都因地理环境的差异而出现分野。从法律地理学的角度思考法的地方性,有助于把地方立法根植于特定的地理环境,更好地体现地方立法的地方性。
  • 魏治勋,汪潇
    2019,18(1):126-134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地方立法技术的内涵取决于地方立法的层级、原则及地方人大的内部分工,框定地方立法技术的合理内涵是为了明确地方立法技术的功能定位,以达至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引领和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增强地方立法在地方治理中的话语权。当下地方立法技术的运用中存在着立法冲突、重复立法、立法与实践相脱节等诸多现实问题,这主要源自地方立法经验缺乏、地方立法人才匮乏、地方立法技术规范不够完善。地方立法的技术层面与实质目标并不截然分离,而是会交互影响,解决以上问题需要分层面、有次序地逐步进行,以推动地方立法技术的科学化。
  • 白利寅
    2019,18(1):135-144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地方立法科学化创新机制是科学立法在地方立法机制中的创新体现,是科学立法的内涵标准在地方立法过程中的融入与细化。当前影响地方立法科学化创新的障碍与困境包括地方立法体制弊端的影响、人大主导立法的格局未完全建立、设区的市立法能力与水平亟待提升、地方立法引领和保障地方治理的能力不足等。解决这些问题依然需要以创新为动力,以科学立法的要求为目标,以完善地方立法工作机制为核心,通过理顺地方立法体制、强化地方人大建设、提升设区市立法技术水平、立法对接治理实践等环节,最终实现地方立法的科学化创新。
    哲学
  • 余玥
    摘要:
    真无限必定是实无限,即在每一“这个”上都具体可认知的无限。但问题在于:无限存在只能被直接接受;而有限思维又不能真正认识无限存在自身。前者导致无限的直接性问题,后者导致思维的空洞性问题。黑格尔解决这两个问题分为三步:首先建立有限“这个”间的类比关系;然后说明诸“这个”的本质可以用它们间的相互类比来定义,并进而将诸交互相关的定义收摄入无限的定义集;最后证明此定义集就是无限本质的自身表现。而真无限的表现活动,就是诸“这个”相互变换和相互关涉着向着自身收敛的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层层的收敛关系构造着层层“这个”的实存。而“这个”无限就是诸“这个”的连续收摄层级中的最高级,是世界的类本质。
  • 荆晶
    2019,18(1):13-20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怀疑主义与哲学的关系》是黑格尔耶拿早期批判怀疑主义的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论文。这篇论文,一方面,通过论述古代怀疑主义与舒尔策的怀疑主义之区别,来阐明舒尔策怀疑主义的困境与古代怀疑主义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由此引申出“真正的怀疑主义”的内涵,即它本质上被视为通向真正哲学的一个过渡阶段,并且最终所关涉的是澄清“真正的怀疑主义”在黑格尔最初的哲学开端以及整个思想发展进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位置。因此,怀疑主义在黑格尔哲学中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并具有积极意义,即怀疑主义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生成过程中扮演着解构性与建构性的双重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黑格尔与怀疑主义的关系视为黑格尔整个思想发展的索引。
  • 徐龙飞
    2019,18(1):21-31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与公共价值又有什么关系?托马斯是如何分析私有财产及其和公共价值的关系的呢?由此叙述了当代基督宗教、特别是天主教会所主张的私有财产学说,及其所总结的私有财产的若干形式,阐释了基督宗教层面上的私有财产之所以存在的必然理由,提出了托马斯是这一理论的部分的源泉;由此出发,进而探讨了托马斯关于私有财产必然性的推论过程,分析了这一过程的神学的出发点、法哲学的思考和自然法意义上的延伸探讨。并得出结论,托马斯的私有财产学说是建立在作为超验价值的永恒之法和作为公共价值理念的自然法的基础上的;最终总结了托马斯私有财产思想的两重意义。
  • 王曦
    2019,18(1):32-39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自古典以来对人的动物性与理性的双重理解,导致自然法概念的双重内涵,这是至少自西塞罗始就是欧洲国家学说与法哲学中固定的组成部分;而人原本就有自然本性的欲望推动以及自然理性的认知能力,这也是古典哲学以及罗马法就已经阐释与分析的人的自然本性概念的双重内涵的人本源泉;霍布斯的自然法概念上袭古典亦有双重的内涵域,一方面,在被人的自私欲望所统治的自然状态中依然有“法”的存在,因而要克服人的自私欲望的推动;另一方面,尽管自然状态中存在着法,然而也依然存在着由理性所掌控的自然法则,而这样的自然法则应当成为立法的对象,由此,霍布斯认为,国家应当具有的任务就是实现自然法。本文重点探讨这一思想之思维方式。
  • 谷继明
    2019,18(1):40-46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易学可以分为两部分:理论的层面和术数的层面。学界以往对易学的术数层面关注较少,一是缘于学者对“术数”的偏见,二是术数学自身缺少系统性反思的理论大师。三国时的管辂便是试图对术数学进行理论说明的人。牟宗三曾经藉由管辂来研究中国传统的一类知识系统,但尚有许多内容待发掘。管辂说“善易者不论《易》”,这是对术数易地位的辩护,同时也是对经学易和玄学易的回应。这种反对,不能从象数和义理对立的角度去理解,而应从文本和实践的区别来认识。管辂认为,术数的根本在于“神”,这个神不是玄学或思辨意义上的“玄之又玄”,而是实践意义中的通感和知几能力,它奠基于人自身的命限和气质中。但对于神的体悟又不能仅仅等同于“直觉”和“神秘主义”,因为它对于表现的通孔———象,以及工夫论基础,都有明确的要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不隶属于理性、直觉或神秘主义的一种独特思维方式。
  • 何益鑫
    2019,18(1):47-55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周易》卦爻辞中有关于文王贤妃太姒的叙事。《贲》卦描绘了文王迎娶太姒的情景,《渐》卦叙述了太姒逐步主持家政的过程,《家人》则表现了太姒的持家之道及其效果。《周易》的历史叙事,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太姒的作为及其功绩的了解。以此为基础,《大雅·思齐》可以得到与传统完全不同的新的解读。可以看到,太姒在文王被囚羑里的特殊时期,承担起了主持家政和教养子弟的任务,抚养并造就了一批有德行和才干的子弟(包括武王和周公),使文王后继有人,为翦商的事业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 历史学
  • 李杰
    2019,18(1):56-63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经历了百年时间洗礼的社会科学化史学,其方法论仍然有生命力,得到学界关注与推崇。本文选择社会科学化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即运用社会学研究历史的形态,依据莫兰科学研究范式的理论,阐释了什么是社会学运用于历史研究的范式。分别梳理了其主导概念、关键概念与关键原则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内涵,分析了社会科学化史学与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异同。在此基础上辅之以案例加以说明。本文对科学地理解社会学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具有理论意义。
  • 郭声波
    摘要: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不能片面地理解为一条孤立的航线和几种大宗商品的海上贸易,它应该是多维的系统。除多线航路系统不论,多边贸易系统亦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即商品并非只有中国的丝瓷、茶叶,商船并非只有中国的帆船,19世纪以来,英、法、美等新殖民帝国取代葡、荷、西等老殖民帝国,在环南海地区扩大了殖民地,加入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圈,不仅欧美的服饰、文化、医药、军工产品继踵而来,而且印度及东南亚地区的鸦片、香料及橡胶、石油等工业原料也逐渐成为大宗商货。海上丝路千帆万船,仆仆于道,但人们的活动远不只经贸那么单纯,相互之间的政治、文化影响也一直相随其中,这就是多元交流系统。为了深入研究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多维系统,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会同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同仁,通过“环南海历史地理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以1405—1945年间中国人在环南海地区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经营活动及中国文化影响产生的地理景观为切入点,探讨作为这些活动主营力的人口本身的空间移徙、社会组织及其生存发展方式,深入发掘环南海文化圈的底蕴,阐明环南海地区地缘政治关系形成的空间过程,华侨华人拓殖空间及其与自然、人文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本期“环南海历史地理研究”专题特推出三篇论文,对中越宗藩关系影响下的越南疆域与政区、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移民与经济地理进行深入解剖,比较鸦片战争前后宗藩关系与非宗藩关系体制下的环南海地区政治、经济格局。以往对清代中越关系的研究,多停留在朝贡体系或宗藩体制的国家关系层面,并未深入到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剖析。《越南阮朝初期“京—城”政区体制的内涵与消亡(1802—1832)》一文通过详细的材料分析,指出阮朝建立初期为解决过长的南北领土与有限的控制能力之间的矛盾,借鉴西山朝“三分统治法”创制的“京—城”区块结构,其内部仍叠套有圈层结构政区,并且由于出现诸多弊病,不得不很快中止,仿效宗主国清朝改行督、抚、布、按分权共治的省制,而没有按照其支持势力法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这充分说明宗藩关系体制下中国政治文化对越南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关于东南亚华人华侨研究,有人曾消极认为“无国家社会历史进程依托”“无理论背景分析框架”“无系统经验研究支撑”,而历史地理学恰好就为华侨华人研究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历史进程和多层面框架,《论清代中国商人入越开发对越南社会的影响》和《英属婆罗洲华人经济开发的进程与意义(1840—1941)》两文就是例证。前者论证清雍正以后开放洋禁,粤、闽籍商人源源不断前往越南,涉足商业、矿业等领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商品流动和货币互通、政治互信,由此可以看出,清代中越两国之间不仅存在政治上的宗藩关系,而且在经济上紧密依存,华商构成了清代中越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见证了清代中国对越南社会的深刻影响。后者论证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年间华人移民如何利用自然资源,在英属婆罗洲地区进行农、工、商业经济开拓,奠定了当地经济地理格局,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与导向。同时也客观指出,华人经济的发展并不平衡,华人商业较为封闭与内向,主要依靠外埠华人或欧人公司与其他地区发生经贸联系,华人经济活动格局既与地理条件有密切关系,也是英国殖民政策宏观调控的结果。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素为学界薄弱环节,为了推动中国历史地理学走出国门,我们愿抛引玉之砖,作一尝试,望方家不吝赐教。
  • 韩周敬,郭声波
    2019,18(1):65-73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富春京畿区和北城、嘉定城,共同构成了越南阮朝初期的政区区块结构制式。京畿区的设置是为了增强阮朝的中央统治能力,二城的设置则是为了加深对南北两大地区的控制。从地理平面来看,“城”属之地往往为南北两圻的中心地带;从政区层级来看,“城”乃统属数镇之地的跨高层政区,为阮朝前期地方政区的最高层级。在阮朝建立之初,“城”的设置具有代镇地方和政治缓冲区的特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明命时期分期予以废除。京、城的废止与省的建立,标志着阮朝“京—城”政治地理体制的消亡。
  • 郑维宽
    2019,18(1):74-83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清雍正以后开放洋禁,以广东、福建籍商人为主体的中国商人从水陆两路源源不断前往越南,他们广泛分布于越南各地,涉足越南商业、矿业的各个领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商品流动和货币互通,成为越南税收的重要来源,并加强了两国人民的联系、文化交流和政治互动,对清代越南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陈伟明
    2019,18(1):84-90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英属婆罗洲指被英国殖民者控制统治的北加里曼丹地区,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华人移民在婆罗洲地区不断进行经济开发,加快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其在农业经济与工商业经济开拓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形成了北婆罗洲华人经济地理的分布格局,成为北婆罗洲地区近百年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与导向,对英属婆罗洲地区乃至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文学艺术
  • 杨磊
    2019,18(1):91-97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布拉格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论争是20世纪西方美学史的重要事件之一。论争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理念的冲突。马克思主义者的鞭策固然对布拉格学派有所影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布拉格学派仍从其自律论的立场阐释了他们的审美理想,即通过母语教育,要求个体达成审美自觉。这也意味着布拉格学派要求民族国家的公民认知、理解本民族的语言和艺术传统,此二者正是民族国家的自然基础。这也是艺术自律论的目的。
  • 政治学
  • 佟德志
    摘要: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当2010年世博会提出这一主题时,进入新世纪的中国人在不经意间发现,一场快速的城镇化让这个古老的农业国家城镇人口超过6亿,城镇化率由新中国建立初期的10%跃升到50%。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率更是上升了3倍多。如果放眼全球,人们会发现:1800年,全球仅有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了1950年,这个数字就迅速翻了10倍,有近30%的人们居住在城市。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城市人口将达世界总人口的66%。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一直到今天,人们可能还没有忘记这句在中国已经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可能刚刚从对城市的陌生甚至是畏惧当中解放出来,就开始接受大城市的繁华与喧嚣。随着中国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复杂的城市管理实践,也使城市管理的理论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更为具体而真实的话题可能是,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本期《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刊发的两篇文章就城市管理提供了两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如果只看标题,读者会发现,两篇文章在不约而同地进行了一次对谈。一个是从从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治理,探讨了迈向复杂社会的治理转型;另一篇则刚好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思了城市治理的基本假设,指出了治理理论的兴起不足以取代城市管理理论,不能通盘否定“管理”理论对城市的重要作用。总的来讲,治理理论更加强调公众参与,更加强调信息通讯技术的运用,而这确实为城市的精细化治理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信息通讯技术,尤其是大数据的运用,更有利于需求的精准识别与匹配,建构起精细化的网络治理结构,公众的参与更有利于多元主体协作格局的形成。在韩志明的研究看来,现代社会带有更为深刻的复杂性及不确定性,这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挑战,传统社会的粗放式管理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城市治理。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更钟情于精细化治理的解决方案,也就是注重细节、推崇专业、重视过程和追求卓越的优势。那么,事实只有这一个方面么?显然不是的。可资对照阅读并由读者形成选择的是本期另外一篇由马卫红、陈亚卓完成的论文《城市治理的基本假设及其幻想》。作者从城市治理的公众参与假设、技术治理假设、空间治理假设等三个典型的假设出发,对城市治理理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深刻地反思了这些假设的幻想性。在两位作者看来,城市治理中费大力气倡导公众参与是一种基于理论推导的现实幻想;脱离城市和人群的技术化讨论会导致过度强调技术治理,异化城市治理的价值导向;通过空间治理达成善治、形成良性秩序只是一种幻想。在比较了城市治理与城市管理两种理念后,作者认为,不能简单地以“治理”代替“管理”,虽然“城市管理”是极为老套和过时的概念,但是,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城市秩序的命脉。两项非常有趣的研究,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相信会激发您更深入地思考。
  • 马卫红,陈亚卓
    2019,18(1):99-106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当前关于城市“管理”的理论研究中,“城市治理”的话语正在取代“城市管理”,由此形成的各种对城市的认知也反映在城市的实践中,譬如,提倡提高公众参与、实施精细化治理、信仰信息技术等。通过审视城市治理主张的公众参与假设、技术治理假设和空间治理假设,文章提出治理理论的兴起不足以取代城市管理理论;对管理主义的批评,不能通盘否定“管理”理论对城市的重要作用。主张重塑城市管理理念,以管理思想处理理性与自由的关系,理清并守住政府的职责,警惕唯市场效率,探索多元价值的平衡之道,贡献管理公共性的经验,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 韩志明
    摘要: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及其不确定性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传统社会的治理主要是粗放式的管理,具有粗线条、松散性和随意性等特点。精细化治理具有注重细节、推崇专业、重视过程和追求卓越的优势,是应对复杂社会治理挑战的方案。当前各地政府推行的精细化治理实践遍地开花,主要聚焦于需求的精准识别与匹配、精细化网络治理结构的建构、多主体协作格局的形塑等。从粗放式管理迈向精细化治理,是多重社会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的、技术的和专业的等多方面的内在逻辑。深入理解精细化治理的转型逻辑及其困境,对于持续推进精细化治理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 法学
  • 喻中
    摘要:
    本期三篇论文聚焦于新时代的地方立法,分别从理念、制度与技术三个不同的层面,深化、拓展关于地方立法的理论。从宏观的理念层面来看,地方立法作为一个学术议题的兴起,是二元立法体制的产物,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一个重要环节。数十年来,关于地方立法的研究,已经积累了较多的学术文献。然而,已有的研究重心在于“立法”,关于“地方”的理论则尚待培育。针对这种状况,喻中教授主张从根本上解释法的地方性。他认为,法律地理学作为法理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学科,有助于拓展关于地方的法律理论。他勾画了法律地理学的理论资源。他既从中国范围内的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着手,也从世界范围内的陆地和海洋着眼,展示了法律因地理环境的差异而出现的分野。他从法律地理学的角度思考法的地方性与地方性的法,有助于把地方立法根植于特定的地理环境,更好地体现地方立法的地方性。从中观的制度层面来看,新时代地方立法的科学化需要制度上的保障。白利寅博士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地方立法科学化创新机制是科学立法在地方立法机制中的体现,是科学立法的内涵标准在地方立法过程中的融入与细化。他发现,当前影响地方立法科学化创新的障碍与困境包括地方立法体制弊端的影响、人大主导立法的格局未完全建立、设区的市立法能力与水平亟待提升、地方立法引领和保障地方治理的能力不足等。解决这些问题依然需要以创新为动力,以科学立法的要求为目标,以完善地方立法工作机制为核心,通过理顺地方立法体制、强化地方人大建设、提升设区市立法技术水平、立法对接治理实践等环节,最终实现地方立法的科学化创新。从微观的技术层面来看,地方立法的升级换代亟待立法技术的支持。基于对当下地方立法现状的分析,魏治勋教授洞幽察微,全面阐述了地方立法技术的内涵、功能及科学化路径。他认为,地方立法技术的内涵取决于地方立法的层级、原则及地方人大的内部分工,框定地方立法技术的合理内涵是为了明确地方立法技术的功能定位,即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引领和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增强地方立法在地方治理中的话语权。当下地方立法技术的运用中存在着立法冲突、重复立法、立法与实践相脱节等诸多现实问题,这主要源自地方立法经验缺乏、地方立法人才匮乏、地方立法技术规范不够完善。地方立法的技术层面与实质目标并不截然分离,而是会交互影响,解决以上问题需要分层面、有次序地逐步进行,以推动地方立法技术的科学化。
  • 喻中
    2019,18(1):116-125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地方立法”这个词组包含两个单词,一是“立法”,二是“地方”。关于“立法”的理论已经蔚为大观,关于“地方”的理论尚待培育。法律地理学作为法理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学科,旨在揭示法的地理属性、地方属性,旨在从根本上解释地方性的法。在学术思想史上,法律地理学已有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见之于中国范围内的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陆地和海洋,法律都因地理环境的差异而出现分野。从法律地理学的角度思考法的地方性,有助于把地方立法根植于特定的地理环境,更好地体现地方立法的地方性。
  • 魏治勋,汪潇
    2019,18(1):126-134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地方立法技术的内涵取决于地方立法的层级、原则及地方人大的内部分工,框定地方立法技术的合理内涵是为了明确地方立法技术的功能定位,以达至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引领和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增强地方立法在地方治理中的话语权。当下地方立法技术的运用中存在着立法冲突、重复立法、立法与实践相脱节等诸多现实问题,这主要源自地方立法经验缺乏、地方立法人才匮乏、地方立法技术规范不够完善。地方立法的技术层面与实质目标并不截然分离,而是会交互影响,解决以上问题需要分层面、有次序地逐步进行,以推动地方立法技术的科学化。
  • 白利寅
    2019,18(1):135-144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地方立法科学化创新机制是科学立法在地方立法机制中的创新体现,是科学立法的内涵标准在地方立法过程中的融入与细化。当前影响地方立法科学化创新的障碍与困境包括地方立法体制弊端的影响、人大主导立法的格局未完全建立、设区的市立法能力与水平亟待提升、地方立法引领和保障地方治理的能力不足等。解决这些问题依然需要以创新为动力,以科学立法的要求为目标,以完善地方立法工作机制为核心,通过理顺地方立法体制、强化地方人大建设、提升设区市立法技术水平、立法对接治理实践等环节,最终实现地方立法的科学化创新。
    哲学
  • 余玥
    摘要:
    真无限必定是实无限,即在每一“这个”上都具体可认知的无限。但问题在于:无限存在只能被直接接受;而有限思维又不能真正认识无限存在自身。前者导致无限的直接性问题,后者导致思维的空洞性问题。黑格尔解决这两个问题分为三步:首先建立有限“这个”间的类比关系;然后说明诸“这个”的本质可以用它们间的相互类比来定义,并进而将诸交互相关的定义收摄入无限的定义集;最后证明此定义集就是无限本质的自身表现。而真无限的表现活动,就是诸“这个”相互变换和相互关涉着向着自身收敛的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层层的收敛关系构造着层层“这个”的实存。而“这个”无限就是诸“这个”的连续收摄层级中的最高级,是世界的类本质。
  • 荆晶
    2019,18(1):13-20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怀疑主义与哲学的关系》是黑格尔耶拿早期批判怀疑主义的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论文。这篇论文,一方面,通过论述古代怀疑主义与舒尔策的怀疑主义之区别,来阐明舒尔策怀疑主义的困境与古代怀疑主义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由此引申出“真正的怀疑主义”的内涵,即它本质上被视为通向真正哲学的一个过渡阶段,并且最终所关涉的是澄清“真正的怀疑主义”在黑格尔最初的哲学开端以及整个思想发展进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位置。因此,怀疑主义在黑格尔哲学中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并具有积极意义,即怀疑主义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生成过程中扮演着解构性与建构性的双重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黑格尔与怀疑主义的关系视为黑格尔整个思想发展的索引。
  • 徐龙飞
    2019,18(1):21-31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与公共价值又有什么关系?托马斯是如何分析私有财产及其和公共价值的关系的呢?由此叙述了当代基督宗教、特别是天主教会所主张的私有财产学说,及其所总结的私有财产的若干形式,阐释了基督宗教层面上的私有财产之所以存在的必然理由,提出了托马斯是这一理论的部分的源泉;由此出发,进而探讨了托马斯关于私有财产必然性的推论过程,分析了这一过程的神学的出发点、法哲学的思考和自然法意义上的延伸探讨。并得出结论,托马斯的私有财产学说是建立在作为超验价值的永恒之法和作为公共价值理念的自然法的基础上的;最终总结了托马斯私有财产思想的两重意义。
  • 王曦
    2019,18(1):32-39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自古典以来对人的动物性与理性的双重理解,导致自然法概念的双重内涵,这是至少自西塞罗始就是欧洲国家学说与法哲学中固定的组成部分;而人原本就有自然本性的欲望推动以及自然理性的认知能力,这也是古典哲学以及罗马法就已经阐释与分析的人的自然本性概念的双重内涵的人本源泉;霍布斯的自然法概念上袭古典亦有双重的内涵域,一方面,在被人的自私欲望所统治的自然状态中依然有“法”的存在,因而要克服人的自私欲望的推动;另一方面,尽管自然状态中存在着法,然而也依然存在着由理性所掌控的自然法则,而这样的自然法则应当成为立法的对象,由此,霍布斯认为,国家应当具有的任务就是实现自然法。本文重点探讨这一思想之思维方式。
  • 谷继明
    2019,18(1):40-46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易学可以分为两部分:理论的层面和术数的层面。学界以往对易学的术数层面关注较少,一是缘于学者对“术数”的偏见,二是术数学自身缺少系统性反思的理论大师。三国时的管辂便是试图对术数学进行理论说明的人。牟宗三曾经藉由管辂来研究中国传统的一类知识系统,但尚有许多内容待发掘。管辂说“善易者不论《易》”,这是对术数易地位的辩护,同时也是对经学易和玄学易的回应。这种反对,不能从象数和义理对立的角度去理解,而应从文本和实践的区别来认识。管辂认为,术数的根本在于“神”,这个神不是玄学或思辨意义上的“玄之又玄”,而是实践意义中的通感和知几能力,它奠基于人自身的命限和气质中。但对于神的体悟又不能仅仅等同于“直觉”和“神秘主义”,因为它对于表现的通孔———象,以及工夫论基础,都有明确的要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不隶属于理性、直觉或神秘主义的一种独特思维方式。
  • 何益鑫
    2019,18(1):47-55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周易》卦爻辞中有关于文王贤妃太姒的叙事。《贲》卦描绘了文王迎娶太姒的情景,《渐》卦叙述了太姒逐步主持家政的过程,《家人》则表现了太姒的持家之道及其效果。《周易》的历史叙事,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太姒的作为及其功绩的了解。以此为基础,《大雅·思齐》可以得到与传统完全不同的新的解读。可以看到,太姒在文王被囚羑里的特殊时期,承担起了主持家政和教养子弟的任务,抚养并造就了一批有德行和才干的子弟(包括武王和周公),使文王后继有人,为翦商的事业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 历史学
  • 李杰
    2019,18(1):56-63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经历了百年时间洗礼的社会科学化史学,其方法论仍然有生命力,得到学界关注与推崇。本文选择社会科学化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即运用社会学研究历史的形态,依据莫兰科学研究范式的理论,阐释了什么是社会学运用于历史研究的范式。分别梳理了其主导概念、关键概念与关键原则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内涵,分析了社会科学化史学与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异同。在此基础上辅之以案例加以说明。本文对科学地理解社会学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具有理论意义。
  • 郭声波
    摘要: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不能片面地理解为一条孤立的航线和几种大宗商品的海上贸易,它应该是多维的系统。除多线航路系统不论,多边贸易系统亦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即商品并非只有中国的丝瓷、茶叶,商船并非只有中国的帆船,19世纪以来,英、法、美等新殖民帝国取代葡、荷、西等老殖民帝国,在环南海地区扩大了殖民地,加入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圈,不仅欧美的服饰、文化、医药、军工产品继踵而来,而且印度及东南亚地区的鸦片、香料及橡胶、石油等工业原料也逐渐成为大宗商货。海上丝路千帆万船,仆仆于道,但人们的活动远不只经贸那么单纯,相互之间的政治、文化影响也一直相随其中,这就是多元交流系统。为了深入研究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多维系统,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会同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同仁,通过“环南海历史地理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以1405—1945年间中国人在环南海地区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经营活动及中国文化影响产生的地理景观为切入点,探讨作为这些活动主营力的人口本身的空间移徙、社会组织及其生存发展方式,深入发掘环南海文化圈的底蕴,阐明环南海地区地缘政治关系形成的空间过程,华侨华人拓殖空间及其与自然、人文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本期“环南海历史地理研究”专题特推出三篇论文,对中越宗藩关系影响下的越南疆域与政区、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移民与经济地理进行深入解剖,比较鸦片战争前后宗藩关系与非宗藩关系体制下的环南海地区政治、经济格局。以往对清代中越关系的研究,多停留在朝贡体系或宗藩体制的国家关系层面,并未深入到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剖析。《越南阮朝初期“京—城”政区体制的内涵与消亡(1802—1832)》一文通过详细的材料分析,指出阮朝建立初期为解决过长的南北领土与有限的控制能力之间的矛盾,借鉴西山朝“三分统治法”创制的“京—城”区块结构,其内部仍叠套有圈层结构政区,并且由于出现诸多弊病,不得不很快中止,仿效宗主国清朝改行督、抚、布、按分权共治的省制,而没有按照其支持势力法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这充分说明宗藩关系体制下中国政治文化对越南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关于东南亚华人华侨研究,有人曾消极认为“无国家社会历史进程依托”“无理论背景分析框架”“无系统经验研究支撑”,而历史地理学恰好就为华侨华人研究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历史进程和多层面框架,《论清代中国商人入越开发对越南社会的影响》和《英属婆罗洲华人经济开发的进程与意义(1840—1941)》两文就是例证。前者论证清雍正以后开放洋禁,粤、闽籍商人源源不断前往越南,涉足商业、矿业等领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商品流动和货币互通、政治互信,由此可以看出,清代中越两国之间不仅存在政治上的宗藩关系,而且在经济上紧密依存,华商构成了清代中越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见证了清代中国对越南社会的深刻影响。后者论证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年间华人移民如何利用自然资源,在英属婆罗洲地区进行农、工、商业经济开拓,奠定了当地经济地理格局,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与导向。同时也客观指出,华人经济的发展并不平衡,华人商业较为封闭与内向,主要依靠外埠华人或欧人公司与其他地区发生经贸联系,华人经济活动格局既与地理条件有密切关系,也是英国殖民政策宏观调控的结果。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素为学界薄弱环节,为了推动中国历史地理学走出国门,我们愿抛引玉之砖,作一尝试,望方家不吝赐教。
  • 韩周敬,郭声波
    2019,18(1):65-73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富春京畿区和北城、嘉定城,共同构成了越南阮朝初期的政区区块结构制式。京畿区的设置是为了增强阮朝的中央统治能力,二城的设置则是为了加深对南北两大地区的控制。从地理平面来看,“城”属之地往往为南北两圻的中心地带;从政区层级来看,“城”乃统属数镇之地的跨高层政区,为阮朝前期地方政区的最高层级。在阮朝建立之初,“城”的设置具有代镇地方和政治缓冲区的特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明命时期分期予以废除。京、城的废止与省的建立,标志着阮朝“京—城”政治地理体制的消亡。
  • 郑维宽
    2019,18(1):74-83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清雍正以后开放洋禁,以广东、福建籍商人为主体的中国商人从水陆两路源源不断前往越南,他们广泛分布于越南各地,涉足越南商业、矿业的各个领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商品流动和货币互通,成为越南税收的重要来源,并加强了两国人民的联系、文化交流和政治互动,对清代越南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陈伟明
    2019,18(1):84-90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英属婆罗洲指被英国殖民者控制统治的北加里曼丹地区,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华人移民在婆罗洲地区不断进行经济开发,加快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其在农业经济与工商业经济开拓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形成了北婆罗洲华人经济地理的分布格局,成为北婆罗洲地区近百年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与导向,对英属婆罗洲地区乃至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文学艺术
  • 杨磊
    2019,18(1):91-97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布拉格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论争是20世纪西方美学史的重要事件之一。论争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理念的冲突。马克思主义者的鞭策固然对布拉格学派有所影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布拉格学派仍从其自律论的立场阐释了他们的审美理想,即通过母语教育,要求个体达成审美自觉。这也意味着布拉格学派要求民族国家的公民认知、理解本民族的语言和艺术传统,此二者正是民族国家的自然基础。这也是艺术自律论的目的。
  • 政治学
  • 佟德志
    摘要: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当2010年世博会提出这一主题时,进入新世纪的中国人在不经意间发现,一场快速的城镇化让这个古老的农业国家城镇人口超过6亿,城镇化率由新中国建立初期的10%跃升到50%。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率更是上升了3倍多。如果放眼全球,人们会发现:1800年,全球仅有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了1950年,这个数字就迅速翻了10倍,有近30%的人们居住在城市。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城市人口将达世界总人口的66%。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一直到今天,人们可能还没有忘记这句在中国已经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可能刚刚从对城市的陌生甚至是畏惧当中解放出来,就开始接受大城市的繁华与喧嚣。随着中国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复杂的城市管理实践,也使城市管理的理论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更为具体而真实的话题可能是,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本期《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刊发的两篇文章就城市管理提供了两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如果只看标题,读者会发现,两篇文章在不约而同地进行了一次对谈。一个是从从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治理,探讨了迈向复杂社会的治理转型;另一篇则刚好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思了城市治理的基本假设,指出了治理理论的兴起不足以取代城市管理理论,不能通盘否定“管理”理论对城市的重要作用。总的来讲,治理理论更加强调公众参与,更加强调信息通讯技术的运用,而这确实为城市的精细化治理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信息通讯技术,尤其是大数据的运用,更有利于需求的精准识别与匹配,建构起精细化的网络治理结构,公众的参与更有利于多元主体协作格局的形成。在韩志明的研究看来,现代社会带有更为深刻的复杂性及不确定性,这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挑战,传统社会的粗放式管理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城市治理。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更钟情于精细化治理的解决方案,也就是注重细节、推崇专业、重视过程和追求卓越的优势。那么,事实只有这一个方面么?显然不是的。可资对照阅读并由读者形成选择的是本期另外一篇由马卫红、陈亚卓完成的论文《城市治理的基本假设及其幻想》。作者从城市治理的公众参与假设、技术治理假设、空间治理假设等三个典型的假设出发,对城市治理理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深刻地反思了这些假设的幻想性。在两位作者看来,城市治理中费大力气倡导公众参与是一种基于理论推导的现实幻想;脱离城市和人群的技术化讨论会导致过度强调技术治理,异化城市治理的价值导向;通过空间治理达成善治、形成良性秩序只是一种幻想。在比较了城市治理与城市管理两种理念后,作者认为,不能简单地以“治理”代替“管理”,虽然“城市管理”是极为老套和过时的概念,但是,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城市秩序的命脉。两项非常有趣的研究,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相信会激发您更深入地思考。
  • 马卫红,陈亚卓
    2019,18(1):99-106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当前关于城市“管理”的理论研究中,“城市治理”的话语正在取代“城市管理”,由此形成的各种对城市的认知也反映在城市的实践中,譬如,提倡提高公众参与、实施精细化治理、信仰信息技术等。通过审视城市治理主张的公众参与假设、技术治理假设和空间治理假设,文章提出治理理论的兴起不足以取代城市管理理论;对管理主义的批评,不能通盘否定“管理”理论对城市的重要作用。主张重塑城市管理理念,以管理思想处理理性与自由的关系,理清并守住政府的职责,警惕唯市场效率,探索多元价值的平衡之道,贡献管理公共性的经验,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 韩志明
    摘要: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及其不确定性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传统社会的治理主要是粗放式的管理,具有粗线条、松散性和随意性等特点。精细化治理具有注重细节、推崇专业、重视过程和追求卓越的优势,是应对复杂社会治理挑战的方案。当前各地政府推行的精细化治理实践遍地开花,主要聚焦于需求的精准识别与匹配、精细化网络治理结构的建构、多主体协作格局的形塑等。从粗放式管理迈向精细化治理,是多重社会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的、技术的和专业的等多方面的内在逻辑。深入理解精细化治理的转型逻辑及其困境,对于持续推进精细化治理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 法学
  • 喻中
    摘要:
    本期三篇论文聚焦于新时代的地方立法,分别从理念、制度与技术三个不同的层面,深化、拓展关于地方立法的理论。从宏观的理念层面来看,地方立法作为一个学术议题的兴起,是二元立法体制的产物,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一个重要环节。数十年来,关于地方立法的研究,已经积累了较多的学术文献。然而,已有的研究重心在于“立法”,关于“地方”的理论则尚待培育。针对这种状况,喻中教授主张从根本上解释法的地方性。他认为,法律地理学作为法理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学科,有助于拓展关于地方的法律理论。他勾画了法律地理学的理论资源。他既从中国范围内的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着手,也从世界范围内的陆地和海洋着眼,展示了法律因地理环境的差异而出现的分野。他从法律地理学的角度思考法的地方性与地方性的法,有助于把地方立法根植于特定的地理环境,更好地体现地方立法的地方性。从中观的制度层面来看,新时代地方立法的科学化需要制度上的保障。白利寅博士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地方立法科学化创新机制是科学立法在地方立法机制中的体现,是科学立法的内涵标准在地方立法过程中的融入与细化。他发现,当前影响地方立法科学化创新的障碍与困境包括地方立法体制弊端的影响、人大主导立法的格局未完全建立、设区的市立法能力与水平亟待提升、地方立法引领和保障地方治理的能力不足等。解决这些问题依然需要以创新为动力,以科学立法的要求为目标,以完善地方立法工作机制为核心,通过理顺地方立法体制、强化地方人大建设、提升设区市立法技术水平、立法对接治理实践等环节,最终实现地方立法的科学化创新。从微观的技术层面来看,地方立法的升级换代亟待立法技术的支持。基于对当下地方立法现状的分析,魏治勋教授洞幽察微,全面阐述了地方立法技术的内涵、功能及科学化路径。他认为,地方立法技术的内涵取决于地方立法的层级、原则及地方人大的内部分工,框定地方立法技术的合理内涵是为了明确地方立法技术的功能定位,即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引领和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增强地方立法在地方治理中的话语权。当下地方立法技术的运用中存在着立法冲突、重复立法、立法与实践相脱节等诸多现实问题,这主要源自地方立法经验缺乏、地方立法人才匮乏、地方立法技术规范不够完善。地方立法的技术层面与实质目标并不截然分离,而是会交互影响,解决以上问题需要分层面、有次序地逐步进行,以推动地方立法技术的科学化。
  • 喻中
    2019,18(1):116-125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地方立法”这个词组包含两个单词,一是“立法”,二是“地方”。关于“立法”的理论已经蔚为大观,关于“地方”的理论尚待培育。法律地理学作为法理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学科,旨在揭示法的地理属性、地方属性,旨在从根本上解释地方性的法。在学术思想史上,法律地理学已有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见之于中国范围内的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陆地和海洋,法律都因地理环境的差异而出现分野。从法律地理学的角度思考法的地方性,有助于把地方立法根植于特定的地理环境,更好地体现地方立法的地方性。
  • 魏治勋,汪潇
    2019,18(1):126-134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地方立法技术的内涵取决于地方立法的层级、原则及地方人大的内部分工,框定地方立法技术的合理内涵是为了明确地方立法技术的功能定位,以达至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引领和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增强地方立法在地方治理中的话语权。当下地方立法技术的运用中存在着立法冲突、重复立法、立法与实践相脱节等诸多现实问题,这主要源自地方立法经验缺乏、地方立法人才匮乏、地方立法技术规范不够完善。地方立法的技术层面与实质目标并不截然分离,而是会交互影响,解决以上问题需要分层面、有次序地逐步进行,以推动地方立法技术的科学化。
  • 白利寅
    2019,18(1):135-144 doi: 10.16078/j.tribology.2017.06.002
    摘要:
    地方立法科学化创新机制是科学立法在地方立法机制中的创新体现,是科学立法的内涵标准在地方立法过程中的融入与细化。当前影响地方立法科学化创新的障碍与困境包括地方立法体制弊端的影响、人大主导立法的格局未完全建立、设区的市立法能力与水平亟待提升、地方立法引领和保障地方治理的能力不足等。解决这些问题依然需要以创新为动力,以科学立法的要求为目标,以完善地方立法工作机制为核心,通过理顺地方立法体制、强化地方人大建设、提升设区市立法技术水平、立法对接治理实践等环节,最终实现地方立法的科学化创新。